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195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5]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10]《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1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3]《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14]《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15]《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16]《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8]《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9]《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20]《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21]《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22]《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23]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4]《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25]《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7]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8]《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29]《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30]《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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