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合资的是儿子不是母亲，这样一来，合资后不仅品牌、秘方等仍掌握在国有母公司手中，保证了合资后的利润回笼到国家手中，即使今后合作双方有了利益纠纷，当“娘”的还能以独立身份站出来，为“儿子”当家做主。
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我们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握手，双方合作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增值，这一事例不仅在杭州、在浙江取得了很大反响，还引起了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关注。
◆儿子吃老子——兼并胡庆余堂
1972年，胡庆余堂郊外车间独立出来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以后，我虽然离开了胡庆余堂，但在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它。改革开放以后，胡庆余堂和杭州第二中药厂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形势。但是，由于改革乏力等原因，它和“杭中二”比较起来，发展速度大大滞后了，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当初“分家”时，“杭中二”的产值、利税不到胡庆余堂的十分之一，到了1996年，由“杭中二”发展而成的青春宝集团对国家的贡献，已经是胡庆余堂的十倍，也就是说，二十四年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了一百倍之多。
看着胡庆余堂的衰落，我生气、着急。1996年年底，市政府牵头让我们两家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说是联合，谁都知道，这是兼并。这下可掀起了轩然大波。从历史上说，青春宝是胡庆余堂当年分出去的一个车间，是“儿子”，如今，“儿子”反过头来吃了“老子”，这还了得!面对议论，我告诉他们，改革开放就是竞争，如果任由胡庆余堂这样衰败下去，莫道“儿子”吃了“老子”，“孙子”吃掉“爷爷”也有可能。
针对胡庆余堂的现状，我开出了十二个字的“药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清理摊子。并派出了得力干部。结果，转年胡庆余堂就取得了销售额、出口额和利税的三大突破，现在更发展成拥有多家企业、工商贸的综合公司，成了集团中经济效益仅次于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的“二姐”。
◆股份风波——破解三百万元难题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理论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分配机制，资金、土地、厂房、设备、工具等有形资产，以及经营机制和经营者的智慧、学识、才能等无形资产，统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学过文件，正大青春宝董事会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乘势而上，实施职工内部持股，即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企业员工，让员工从单一的打工者变成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让他们真正与企业生死与共，成为企业的主人。决议做出后，执行时却遇到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个总裁。
按董事会的规定，这次内部股份暂定为公司中方净资产的50%，按现代企业制度，总裁起码应该认购2%的股份，也就是三百万元。面对决议，我是亦喜亦忧。喜的是职工持股后，工作态度、干劲和爱厂意识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企业也会因此留住一批管理、技术、销售人才;忧的是三百万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合资前，我拿的是国营厂长的薪水，每月的工资是四百八十元整，成为合资企业的总裁后，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也不过每月几千元。把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加在一起，顶多能够凑出一二十万元，三百万，我买不起呀!
我买不起，偏偏职工们眼巴巴地看着，希望我带头。有位老职工说：“想让职工持股，你当老总的必须带头买大股，你不买，说明你对企业前途没有信心，我们谁还敢伸手?”
这真是一道难题。《钱江晚报》等媒体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有人说应该给我奖励，有人说可以用送“干股”的方式解决。但讨论归讨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惟一的途径是向银行贷款，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如果贷款，仅每天付给银行的利息就是七百多元，这是多大的压力!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我把贷款持股问题的意向，以及所要承担的风险，向全家人做了说明。让我感动的是，一家老小都支持我的改革事业，二儿子还向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让我能够少贷一点款。最后我贷款二百七十万，购买了2%的股份。
看我带了头，全公司掀起了职工购股的热潮。至1998年7月12日，职工认购资金全部到位，认购率达到百分之百。实话实说，这次职工内部持股，对我个人来说并不圆满，但是它推动了企业改革，并且带动了一批企业向股份制进军。
◆我的长青宝典：飞出猎枪的射程
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乃至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家中，我是个“长命”的，从1949年到2007年，我的工龄已经达到五十八年，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时代，至今仍然在岗。从1972年起，我一直在一家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至今也有三十五个年头。
所以，经常有人间我，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却能够一次次地“出头”而不败，享有“改革长青树”的美名，对此你想说什么?你“长青”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要改革必然要遭遇风险，在这方面，我是国企的幸运儿。在历次改革中，我也面临过一次次的明枪暗箭，流言打击，有几次还险些被撤职，只不过由于种种机缘，至今仍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总结多年经验，对影响国有企业家“长寿”的外因，我想说三句话：一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安心的机制，不要随随便便出现国企厂长、经理“一个通知就开路(解职)”的情况;二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喘气”的机会，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低谷时，要充分理解、支持+帮助他们;三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摸索连续发展思路的机会，不要频繁更换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至于我能够“长青”的内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既然当了改革的出头鸟，就一定要尽力地高飞，千万不要飞飞停停，那样反而容易被猎枪打中。只要你保护好心脏——不要有私心，即使别处被打伤了还是拼命飞，只要飞出了射程，再好的老枪也打不中你了。
第05章 温元凯：亲历八十年代商业启蒙
【温元凯小传】
尽管到今天，认识1946年出生的温元凯的人大多也已入暮年，而尚记得他的辉煌历史——他曾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直谏中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写作并出版1984年风靡全国的《中国的大趋势》，在全国近三百个城市进行了四百余场演讲，提出中国应制定一部《企业破产法》的人大议案等等往事的人一定也不多，而若知晓他后来还办过公司，从而成功地由科学家转到思想家，又从思想家转到企业家的人，相信更是稀少，但温元凯却绝对是一个该被书写，被历史记住的人。
温元凯出生于江苏无锡，1970年，大学毕业的温元凯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也由此跟安徽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温元凯被辗转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工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温元凯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的大学生，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名年轻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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