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正值推翻“四人帮”，于是温元凯在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也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6月，他憋着一股气，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没想到，方毅看了他的信以后，立刻给他回信，并推荐他参加由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温元凯一鸣惊人，大胆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邓小平当场接受，当年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恢复高考行动。温元凯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那个曾经建议派遣留学生的温元凯成为了第一批留学法国的新中国青年。
此后的温元凯一发而不可收拾，1982年他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84年，他的专着《中国的大趋势》问世，这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由此温元凯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当然，温元凯的人生丰富度远远不止这些。1992年，他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进入华尔街，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历使他从一个科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同时，温元凯又不断出版图书，发表他那些一如既往的惊世语言——他说：“有香港刊物称我是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认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这个称号我当之无愧。”他又在2007年出版的图书《牛市一万点》中说：
“保守地讲，上证综指将在2010年登上一万点。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一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尽管这些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苍白与自大，但一个人能经历数十年，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声音，也是价值所在。
◆一个好学生
我出生在一个清苦的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失业工人，靠叔叔的接济生活。虽然家境清贫，从小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靠给图书馆做义务服务员而有机会读到很多书。我看过的《居里夫人传》和《元素的故事》这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差不多从中学开始，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这些书启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我甚至自己在家做化学试验。
1963年，我如愿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应该说，我是一个学习很勤奋很刻苦的人。但我基本靠自学来获取知识。大学二年级时，我对无机化学中的离子极化现象感兴趣，开始自学德语和俄语，钻研了大批英文、德文和俄文的原始化学文献，完成了两篇化学论文，后经南京大学着名无机化学权威戴安邦教授鉴评，认为水平已经超过吉林大学化学系两位讲师的同课题论文。
1966年，高教部以全国通报“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对我予以表扬，共青团中央也给予了表彰。但是，“文革”很快开始了，我被迫离开了学校，下放到农村和军垦农场劳动改造，1972年到浙江绍兴长征塑料厂担任技术员。但我对化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止，其间进行了技术革新，开发了新产品“蓖麻油制造工程塑料尼龙11”。1973年，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被推荐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任助教，从此走上了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后来有人称我是经济学家，我不敢当，但是我可以毫不谦虚地称自己是化学家，我在化学上取得过一系列的学术成果。1974年，我就开始在“文革”后恢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给予报道。
◆倡导教育改革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科教座谈会”。接电话时，我既不知道会议将讨论哪些主题，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加，更不知道将由谁来主持。就这样有些懵懂地上了飞机，直到第二天在机场，见到当时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他告诉我，这个座谈会由刚刚复出五天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将讨论科教改革方面的话题。
那天我们人住北京饭店，我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中的三十三位代表全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全是科教界的老前辈，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三人，四十岁以下的仅有我一人。我当时三十一岁，是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普通讲师，也是最年轻的代表。
会议开始了，一身军装的邓小平同志走进来。尽管他在开场白中表示要当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让大家多反映问题。会议刚开始的气氛有些沉闷，大家还在习惯性地做自我检查，讲一些套话。中午，协助邓小平同志组织会议的童大林(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找到我们几个年轻代表，让我们多谈谈当前科技界存在的具体问题。受到鼓励后，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抓住机会，大胆地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建议由原来的工农推荐改为自愿报考、择优录取。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并指示当年即开始实行。邓小平同志话音刚落，全场人员包括一旁送水的服务员都站起来热烈鼓掌，大家十分兴奋。在接下来的四天会议中，我又利用简报的形式提出恢复留学生制度和建立科学学派等建议。
恢复高考制度和留学生制度，改变了千千五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当然这次会议也最终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会后，《人民日报》以《不怕扣自由主义帽子的温元凯》进行专访，《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于一切的追求》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也进行了报道，同时我也开始受邀去各地进行演讲。
1980年，我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留学，师从量子生物学世界级权威波尔曼教授夫妇，在此期间访问了美国和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出国前，我以阶级眼光来看待世界;出国后，我认识到解放生产力的必要。在进行量子化学研究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1982年我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当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有了化学系这样一个舞台，我就有意识地在系内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就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科教体制改革大潮，从一个化学教研室弥漫开来。
◆《中国的大趋势》风靡全国
当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席卷中国的知识界，全球信息化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下，我总结自己平时演讲的内容写成了《中国的大趋势》一书，讲述了我所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中国的大趋势》一书只有十几万字，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反响十分强烈。这本书出版后一下子风靡全国，它在1984年成为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被很多知识分子传阅，至今仍然有人告诉我说那本书影响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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