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三年"，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鉴》这类的"雏型"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时代"放浪"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著，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注：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系而又颇有区别。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
十四 身杂优伶
由于乾嘉时代人的传闻记载，我们得以知道曹雪芹和他的封建家庭的矛盾冲突的经过。这事情的梗概和实质意义，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已不可得而详，连想象也很困难了。 说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发生了矛盾冲突并作过反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那种矛盾、冲突、反抗的具体事例和表现，却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为今天的我们所赞美的东西。原因是，一则曹雪芹既不是圣贤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只是一个满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复杂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则他生活于距今两个世纪以前的封建社会里，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风气、以至旗人阶层的特殊传统习俗，等等，都同样对他发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他不可能是"游离"于时代社会之"外"的。正因此故，借助于那时候的一般情况和一些事例，来"从旁"说明曹雪芹的问题，就不但是不得已的办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别是满洲上层成员，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权，在生活上，也受尽了"照顾"。官高禄厚和按月领薪的有职务差事的不待更论，其余闲散人员，也同样是在京城内外赏给住房，近京五百里圈内拨给地产，这还不算，又发给"口粮"，七岁以上，即给全额（六岁以下减半），喜丧年节，还另有"恩赏"（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到贾府过年，族长贾珍派贾蓉去领年赏，领来一个"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恩赐永远春祭共二分"，就是描叙旗家过年的恩赏的事例。）。于是这无数的剥削、寄生者（而且他们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据粗略统计，从入关初到乾隆初叶，八旗人口大约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游手好闲，专门考究鲜衣美食，追求各种玩好享乐之道，奢靡奇巧，蔚为风气。因此，他们的"收入"永远不能供他们的耗费，不久就陷入了"贫困"之境，八旗"生计"问题（这也要分别看，其中有被剥削阶级的旗人的生计破产问题，也有剥削阶级的奢纵败落的问题。这里主要是指后者），遂成为康、雍、乾时代（当然我们只谈到乾隆朝为止）的一件极伤脑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办法"救济"，诸如编制"养育兵"，豁免亏空，代赎售地，给还入官产业，赈米，赏借等等，不一而足。单是康熙朝两次整批的赏赐，就有一千二百万两之巨！其后较为零散但也是动辄数百万两的赏、贷、免，不可以数计。但是，这种浇汤沃沸、火上添油的办法不但"救"不了这些人，反而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寄生倚赖性和挥霍风习。 由于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八旗纨袴子弟，这些"哥儿"，凭着他们的"天恩祖德"、特殊条件，一无所事，每日只是游荡戏耍：饮宴，赌钱，听戏，唱曲（注：那时叫做"唱档子"。乾隆诗人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有《唱档子》诗，又有"花档小唱"之名。参看邹熊《声玉山斋诗》卷四《档子行》所写："华筵开，档子来：朱绳辫发金缕鞋，长袍窄袖吴绫裁。琵琶轻拨腕如玉，宛转当筵歌一曲；曲中眉语目传情，烛光照面佯羞缩。朱门子弟易魂销，袖底金钱席上抛……"实际则朱门子弟自己也学着唱，如《红楼梦》中写宝玉自弹琵琶唱"红豆"曲，即其反映。），嫖妓女，狎"相公"，游春，上庙（当时北京地方几乎一年到头有大小庙会），斗鸡，走马……。他们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正是如《红楼梦》中所写的，讲说些什么"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当然，这还算是"高雅"的话题，自有比这些更不像话的内容，然而也就足以说明那一班八旗哥儿的"生活"面貌都是什么样子了（注：盛昱《八旗文经》序云："和珅擅政，凡其识拔旗人，以巧趋避为工，钻刺为才，以善进退周旋俯仰为知礼，而风气变：营第宅、美衣服、饰厨传、蓄姬侍、宠奴仆，酒肉弃于衢，罗绮照于市，楼台相接，钟鼓相闻，恣睢跳踉于辇毂之下。"然此不过是和珅时代的变本加厉，并非以前即无此种腐败生活风习。具体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随园诗话》："吾亲友中如鄂二爷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户部银库，家资百万，惟知养鹰养马，饮食嬉游，从不顾恤亲友；未及十年，产业一空，与余堂兄志书行为相似。志书年未五十以贫死，有子六人，无所得食，惟作贼而已。"此种例证，举不胜举。）。 在这些人中，品类也有不齐。粗野、庸俗、下流、恶劣的（注：可看舒坤所举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袭封贝勒，吃食鸦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昼贪睡，屡误差使，……逐出内庭，终于淫荡而死；其子庆敏，袭封贝子，依然游荡，吃食鸦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极恶，作孽太重，流毒子孙，可以戒矣。"），不用说，自是多数；也有较好些的；可是更为"高级"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在表面表现上、游荡戏耍的途径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风和实质上却有区别。前者竭力追求声色玩好，醉生梦死，即以享乐本身为目的，是单一的、肤浅的；后者比较"雅致"，专门寻弄一些"精致的淘气"，而且往往从游荡戏耍起而不从游荡戏耍止，那些"淘气"最后转变为他们藉以寄托心志和抒发愤懑的手段。其所以致成这种"分类"的原因和条件自然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后一类中，往往又孕育、培养出一班杰出过人的艺术家、文学家来，其专长特诣、奇辉异采，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成为绝技独门，大师巨匠。--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他们在"方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社会风气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对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阶级、剥削生活又使他们不劳而获、不作而食，得以专心致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们的优越条件又能够促成他们的偏工独造、以达于穷工极巧的境地，（例如虽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个蛐蛐罐，他们不作便罢，只要讲求起来，势必不到穷极精妙、出类拔萃不止，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这些，也有时是那个社会里使封建阶级的文艺天才获得充分成长的一种土壤。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后为生活之计而"下海"的戏剧、曲艺和其他技艺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个很大的比例数，绝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艺，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八旗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讲究"礼法"和"家教"的，尽管无数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种家庭"培养"出来的，他们教管子弟却是极其严厉，正所谓"那边老爷也是天天打""说声急了，什么管儿子，竟是审贼！"，而当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径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联在一起，这便发生出封建势力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曹雪芹无疑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统治者自然也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对放浪子弟的认识可以从下面一个事例获得消息。在曹雪芹时代，八旗人丁屡有逃亡现象，包括幼丁在内。这逃亡一途，实际也就是旗丁旗奴向他们的主子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形式。乾隆二十八年，正是曹雪芹逝世的那一年里，定出旗人逃亡治罪的条例；三十一年，又定出八旗迷失幼丁的处理条例。后者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查缉认领，不更治罪；十五岁以上的，照逃人办理；其在十五岁以前失迷而十五岁以后始行投还的，要查明"其失迷之时如系素好游荡、不肖成性者，亦照逃人例办理；如系愚蒙幼稚、本无恶习者，奏明请旨"。这一条文，很具体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八旗青年子弟的"游荡""不肖"的深层的意义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和注意。 那么，曹雪芹的放浪行为，毕竟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在几乎无所知的怅惘心情中，无意中获得了一点滴情况。这尽管使人越发有"沧海遗珠"之感，但总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有一则《红楼梦》旧本批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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