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在柏林的一场音乐会上，我认识了知名的美国艺术歌曲演唱家苏珊·梅特卡夫，演出结束后，她到后台向我表示祝贺。她向我提起对西班牙歌曲的兴趣，我表示愿意帮助她整理一套曲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工作；次年春天，我们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结婚，那是她当时居住的地方。在那之后，由我替她伴奏，我们一起在欧洲和美国举行了好几场音乐会。然而，我们并不适合彼此，这份关系没有维持多久，过了许多年之后才离婚。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不过，当然，这种事不谈也罢。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里，最快乐的回忆是关于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乐聚会。通过那些聚会，我会定期跟朋友见面，纯粹为了自娱而演奏。那些聚会成了我们之间一项珍贵的习惯，你可以称之为一种仪式，虽然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那些聚会跟仪式毫无相似之处。通常我们会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厅里，一般说来会有四五个人。我们这一群包括尤金·伊萨伊、蒂博、克莱斯勒、皮埃尔·蒙都、柯尔托、鲍尔、乔治·安奈斯可，还有我。安奈斯可最年轻，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从罗马尼亚来到巴黎，当时大约二十岁。他是个感觉十分灵敏的年轻人，相貌英俊，具有纤柔而诗意的气质，小提琴和钢琴都演奏得极好，而且已经谱写出令人赞叹的音乐。我们很快就成为挚友。
蒂博家的聚会于暮春或初夏展开，在音乐会季节终了时，我们的巡回演出也都已结束。我们这一群朋友会从世界各地前来相会，有如返乡的鸽子：尤金·伊萨伊刚从俄国巡演回来，克莱斯勒从美国回来，鲍尔从亚洲回来，我则可能是从南美洲回来。我们多么盼望这一刻！我们会一起演奏，纯粹只是对演奏的热爱，不必去想音乐会的节目单或时间表，也不去想乐团经理、票房、观众和乐评家。就只有我们和音乐！我们演奏双重奏、四重奏、室内乐，任何我们想要演奏的曲子。我们默契十足，不停变换角色：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换别人。有时弹钢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时则是柯尔托。通常我们会在晚餐后碰面，我们会一直演奏。没有人在乎时间，几个小时就这样飞逝，偶尔我们会停下来吃点儿东西或喝点儿什么。等我们演奏完毕离开蒂博家时，往往已是清晨。
这些美好的聚会终将曲终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动乱撼动了我们的人生，一如撼动了千百万世人的人生。那年夏天，克莱斯勒被征召入伍，加入奥地利军队。这个温和开朗的天才穿上士兵制服的模样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而他是俄国前线最早负伤的一批士兵又多么令人震惊！鲍尔在不久之后移居美国，尤金·伊萨伊则迁往伦敦……
战时，我们那一群朋友中有几个仍然在缪丽尔·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当时住在伦敦的美国社交名媛。我们在一间称之为“洞穴”的地下室演奏。那其实是个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适的座椅，散放着大大的垫子。然而，在那儿演奏无法真的像在巴黎时一样。可怕的战争幽灵一直徘徊在我们内心深处。
二十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没见识过什么战争。堑壕战、触目惊心的伤亡名单、妇孺逃离烽火遍地的城镇，千百万人即将目睹这些情景。战争也不像如今这样，成为每日谈话的主题、每晚电视节目中的惊人景象、吞噬大国财富的无底洞。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西班牙虽然已经不再是世上强权，但是国人可能比其他欧洲人更熟悉战争。我自己对战争的记忆要追溯到世纪交接之前，即所谓的“一八九八灾难”。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目睹了噩梦般的情景，那一幕我从不曾忘记。正是美西战争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国终于瓦解的那一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这些殖民地。跟西班牙其他同胞一样，我们加泰罗尼亚人当然知道在古巴拖延多年的战事，是为了镇压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动乱，毕竟，当时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接近二十五万人。可是没有几个西班牙人知道他们的军队遭受了多大的苦难，譬如沼泽和丛林中的游击战，以及疟疾、黄热病和其他热带疾病。这些事实从不让人们知道，当伤亡人数日渐增加时，报纸上却报道着战事告捷，一直预告着最终的胜利。
后来，一八九八年夏天，随着美国加入战局，悲惨的结局骤然来临。一夕之间，兵败如山倒。之前承诺的胜利没有来临，反而来了一场大灾难！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就在战败消息传来之后不久，运输船抵达港口，载回残余的西班牙军队。有好几天，成千上万的士兵游走在城里的街道上，或病或残，饱受饥饿和疾病的蹂躏。多么恐怖！宛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战争的灾难》系列版画中的情景。我自问：这是为了什么？
这对西班牙人民的冲击无法衡量。从全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情景一再重演。甚至在那一年制作的西班牙轻歌剧 《巨人与大头侏儒》中也有这种场景。其中一幕描述了一群正要返乡的西班牙士兵，他们衣衫褴褛，聚集在厄波罗河畔，唱着一首忧伤的歌，诉说着他们对祖国的爱和在异国战场上所受的苦难……
大约十年之后，战争再度影响到西班牙众多家庭的生活，包括我们家在内。这一次，西班牙卷入同摩洛哥的一场战争。那变成一场漫长而野蛮的冲突，几万名军人被派去跟摩洛哥北方里夫地区的原住民交战，到处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在加泰罗尼亚，反战情绪强烈，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劳工阶层。当我回家看望母亲和弟弟时，发现周围都是人民凄苦的愤慨。政府下令全国动员，巴塞罗那的劳工则发起大罢工以示抗议。一场猛烈的斗争就此展开，后来被称为“悲剧性的一周”，戒严法随即颁布。许多人被军事法庭审判入狱，有些人甚至遭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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