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模式是埃及的金字塔而不是罗马的圆形大剧场。
在大剧场式的社会里，台上与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上台与下台转换的频率很快——没有人永远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条，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必须遵守秩序，否则就会乱哄哄的。乱哄哄的，对台上台下的都没好处——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觉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会则完全相反。塔尖与塔顶高度相差悬殊，越往上容纳的人越少，到塔顶更是只能容纳一个人。塔顶的人希望永远在塔顶，下面的人则拼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儿子孙子继续往上爬。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着失去机会。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会里，虽然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套所谓的制度，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包括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在整个金字塔上，能够超越制度是一种实力，也是一种荣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制度——除非塔底有人铤而走险，将整个金字塔推倒。
旧的金字塔倒下了，新的金字塔很快又竖起来了。中国社会就这样周而复始。
中国社会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推倒金字塔，兴建大剧场。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关它的艰巨程度，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你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经济已经相当地发展了，教育也相当普及了，对于政改却始终慎之又慎——这就是明证。
如此看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圣母皇太后慈禧的勇气——当然，或许也有无知者无畏的成分在里面。1901年，慈禧决定实行君主立宪，实际上就是挖金字塔的墙脚，打下大剧场的地基。从这个角度讲，清末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其意义超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辛亥革命一场飓风袭来，墙脚松动的金字塔轰然倒下，理想的大剧场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光绪和慈禧死后有知，怎不纠结？
说完纠结的时代，再来说纠结的自己。
人是一种哲学的动物，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有价值。《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人关于人生的最高理想——当然，能够同时做到“三立”的，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找不到几个。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立德、立功、立言任何一个方面有所建树，就足以青史留名。
很遗憾，立德、立功、立言，我是一项也没有做到。
首先说立德。中国的官场历来是最污浊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污浊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清白君子。比如杨震，比如包拯，比如海瑞。而我呢？一方面，我不屑于蝇营狗苟贪污自肥；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把自己弄成苦行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一方面坚决拒绝贪污受贿；另一方面，对各种陋规又坦然受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既没有像我的很多同僚那样享乐于当时，又不能像杨震、包拯和海瑞留名于后世。
纠结！
再说立功。常言道：乱世出英雄。从道光到咸丰再到同治和光绪，正是中国历史从治世到乱世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一个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可谓英雄辈出。而我呢？虽说也曾有一腔济世救民的抱负，但既没有做大事的雄心，更没有做大事必不可少的忍心，对于天朝帝国的未来，更是远不如郭嵩焘、郑观应等人看得准确。
所以，在大清官场，我虽然忙忙碌碌，甚至可以说殚精竭虑，但结果却一事无成。我的奔走尘劳在现在看来，几乎已没有任何什么意义。
纠结！
最后说立言。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我这一生，几起几落，肯定不算达。穷呢？也似乎谈不上。这就注定了我在文学上的半吊子结局。苏东坡谪居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纪晓岚遣戍伊犁，也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我虽然也曾遣戍军台，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回顾这一生，虽然也曾主讲金台书院，虽然也刊刻了《时晴斋诗赋全集》，但是文与身同腐，没有能传之久远。究其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自己心中不空，在诗人与官员两种角色间左右徘徊，结果是仕途坎坷而文章无成。
纠结！
纠结的时代，纠结的我，这是大清王朝的悲剧，也是千古文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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