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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1)

  [19]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20] 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页。

  [21] 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22] 《谈话录》,第156页。

  [23] 如梁启超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日;《谈话录》,第299页。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26] 《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27] 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0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30] 《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2页。

  [31] 《谈话录》,第31页。可参阅梁启超自己的比较:“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90页。

  [32] 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页。

  [33] 鲁迅:《故乡》(1921年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5页。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35] 胡适:《尝试篇》(1917年),《尝试集》,《胡适全集》(10),第48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2页。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个极有意思的事例,几十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有人或以为,那一定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其实,那时候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极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均还健在,其中年龄最小而影响最大的梁启超不过四十多岁,决不可说是时无英雄。但是,正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不再活跃在第一线了。”故此,余先生以为,胡适的“暴得大名”,就是因为“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胡适自己在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写了一篇《归国杂感》,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换言之,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新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层出不穷,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思想界其实也是新人辈出,但新人中确实没有能像梁启超那样一呼百应的时代人物。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政治变化的高潮恰伴随着思想变化的低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头去了”。这样一种政治发展与思想发展的时段错位,应该引起学人的进一步重视。新人辈出而又不能一呼百应,提示着一种存在问题又尚未解答的时代需要。

  过去欧阳竟无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得沈曾植指点,寻找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这种读书方法,且发展出各种系统的理论,专讲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的互动关系。[4]前后左右之书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语境;语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广义地看,胡适的一生也可视为一文本。要了解胡适,必须将其放入其时代语境之中参照考察。而且,只有弄明白胡适得名之前中国思想界处于何种状态,才能了解胡适何以能一举成为士林之首。故我们要观察和理解胡适及其时代,又不可不先对产生那些“二十年前的旧角色”的语境认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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