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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10)

  胡适曾说,1925年时,“许多朋友”要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他终未加入。接下来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颇亲近“少年人”。[13]特别是胡适自己到下一年就大赞苏俄(详后),以行动表明他倾向和认同于“少年人”而不是“学者们”。这显然不是无源的突变。在别人或觉意外出奇,在胡适自己,可说更多是谋定而后的有意转变。因为他一向自称不肯学时髦,恰证明这次他是谋定而后动,也就是老师向学生靠拢。其实不仅对新俄的向往,胡适关于西洋文明的分段及各期“宗教信条”的论述,与一般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多少有些“隔”的感觉,但是与罗家伦在《新潮》第一期的《今日世界之新潮》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深知胡适的张慰慈说过,“适之又是最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的。说胡适受学生影响而向左转,大约可以不错。[14]而他那时的激进,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高度推崇。

  一般的看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因前者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基础的,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可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情形却有些两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人,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有的人不仅确信,且长期力图实现之。对此,晚年的胡适曾有清楚的自我供证。

  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引用了他的一位仍在政府任“公务员”的朋友两年前来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很有意思,值得引证在这里:

  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在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引了这段话后,胡适自己忏悔说: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15]

  像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我们熟知的胡适形象有相当的出入。这一方面因为胡适素来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温和渐进取向,晚年更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同时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推赞,有些是以英文在国外发表。即使在胡适用中文发表的言论中,或者也因其论说星散各处,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要了解自由主义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推爱,最有提示性的就是从他本人的中外思想资源去考察分析,下面就胡适所亲近的英美自由主义的渊源流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做一大致的勾勒。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自20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人常喜欢将英美二字联在一起,从政治到文学艺术,似乎都有英美派。英美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是无疑的,但两国间亦有许多不同。同样,英美的自由主义虽是同源,也有相当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在20年代的中国,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曾被中国思想界对立的两派分别请来助阵。故说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时,将英美并提要格外小心。

  就其本身来说,则不仅美国自由主义源于英国自由主义,而且这一流派的自由主义所有的基础理论,可说尽出于英国。所以要检讨英美自由主义,必须从英国入手。

  英国自由主义也是多源头的,而且甚难清楚地界定。1848年时英国的《爱丁堡评论》曾试图将其界定,结果发现其含义“非常之不精确”。[16]不过,英国经典自由主义的主要渊源有两支,即17世纪洛克(John Locke)和弥尔顿(John Milton)等人的政治思想和18世纪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从历史角度看,自由主义与对宗教和既存政治权威的抗议是一致的。由于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工业革命后的中产阶级对抗前工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需要,到19世纪时自由主义在英国成为显学,并在政治上亦居主导地位。而自由主义的理论也在此期间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个人自由。但是怎样达到个人自由的目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却常常不能达成共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其根源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理性、个人主义和人类进步的必然性。且特别强调法律愈少个人自由愈多,故主张国家对个人的干涉越少越好;经济发展是个人自由之一部分,国家对此也不应干预,让其按工资铁律的“自然法则”自身发展。这种理论在19世纪的最明确表述者即李嘉图(David Ricardo)。[17]经典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计划性的社会改革,认为最好的改革就是去掉对个人和经济运行的法律束缚。这一点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当时的法律多为前工业社会所制定,受惠于工业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然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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