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胡适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与陈德徵对着干，而是有备而发。1926年他还在英国的时候即已准备回国时“带点‘外国脾气’回来耍耍”；1927年6月他正式向蔡元培提出了制定约法的建议；而“平社”的活动也渐集中于准备发表言论。1929年4月，国民政府命令保障人权，胡适发现“此令但禁止‘个人或团体’侵害人权，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也应尊重人权”。他开始注意人权问题，而重心则在“政府或党部”实际是否超越于法律之上这个关键。几天后，胡适的老师、老同盟会员马君武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此时马氏开始后悔当年反对国会的举动，因为“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得］多多”，故“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马君武的主张成为后来几个月胡适论政的核心观念，他补充说，民初贿选，尚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62]
《人权与约法》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所论也基本不出上述范围。到陈德徵再强调“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均当治罪”后，胡适的攻击目标进而直指“遗教”的作者孙中山。从5月起，胡适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写出几篇文章，一篇比一篇厉害。这些文章俱在，可以复按，且已为多人述及，这里不详述其内容。但有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胡适这次攻击国民党孙中山的许多内容，恰是他两三年前在英美正面鼓吹过的。同样的内容何以昨是而今非，颇值玩味，但这种细致的分析只能另以专文探讨了。[63]
胡适当时的心态在其日记中表露甚明，在写完《人权与约法》后，胡适想起他的朋友丁西林的话，“今日我们应该相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特别指出“此文之作也是多一事也”，可知他是有意为之。几天后他写完《知难，行亦不易》，更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64]
想要“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是胡适主动的一面，他的攻击同时也还有因国民党逼迫而造成反弹的被动一面。前面说过，靠个人奋斗从社会基层跃升到上层的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特别强，他一生中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正如他这时对周作人所说：倘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但“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65]
在1929年6—7月间，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有一度的缓和。先是王宠惠于6月中旬告诉他：“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胡适也在国民党全会的决议中看到一些似乎回应他在《人权与约法》中所提要求的内容。接着宋子文在6月末出来调停，要胡适“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这很符合胡适要做“思想上的诸葛亮”的自定位。宋指出：“现在的局面又稍有转机，又是大可有为的时期了，若不谋一点根本的改革，必定不久又要打起来。”这不知是指蒋桂双方还是指东北因中东路事件而将起的中苏军事冲突，或者是两者都指。胡适自己大约也有类似的感觉，故有详细的进言。其基本主张仍是制定约法，但进而提出许多约法制定前的临时性具体建议，包括以各级党部暂行议会的职权（但须与行政权分立）、实行专家政治、容纳异己人才（如用无党或左派人才于监察院）等。[66]
1929年7月1日，胡适在致李璜等信中，指责国家主义派在争论中对凡有利而未必是事实者皆用作材料，有时且捏造材料；他认为这是“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并强调“在这种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而胡适毕生所努力想要实现，也期望国民党或任何中国政治力量能参与的，正是造成“好政治”和“高文明”。在这封信中他说道：“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纵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67]可知在此缓和时期，胡适对国民党已有宽恕的念头。
这里的“政治敌人”与“思想敌人”很能启发人，胡适一生虽然讲究容忍，但一般而言，对“政治敌人”往往还比较宽恕，对“思想敌人”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却常常不放过（当然只是在“思想”上不放过）。这一方面因为他的社会角色自定位主要在思想文化一边，而把“实际的政治”留给别人去干；同时也因为这些“思想敌人”实际上与他的思想更接近，最能影响他的潜在追随者。
如果国民党肯接受意见，胡适当然可以对之宽恕。他的真意，是“希望当局诸公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而不要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对付农民的“杀人放火”。他认为，农民平常所受的痛苦“实为共产党今日煽动的资本”，所以只有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使共产党没有“煽动的资本”。[68]二十多年后，胡适在美国读到斯大林所说的“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对一般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决定于革命军队底行为，决定于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决定于它帮助农民的决心”一语时，即在旁边批上“有见识”三字。[69]
胡适早在1927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因为物质上的满意可使人生观改变一新，人生中如果物质方面宽裕满意，则“赤化”之说不攻自破。[70]这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他正是希望以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来达到对内釜底抽薪，绝共产党动员民众的基础，以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能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的问题，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演讲记录虽未必是胡适的原话，大体与其观念相符），实现其为中国再造文明、变中国为一个面目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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