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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38)

  [22] 胡适:《追想胡明复》(1928年3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九,第1221页;《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9页;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日。

  [23] 《胡汉民与胡适往来信》(1927年6月),《书信选》上册,第436—438页。任白涛1927年5月23日致胡适函说到胡适回国之初曾到南京演讲(《书信选》上册,第432页),但任氏或笔误,盖胡适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说他“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

  [24] 胡适在1928年对正在拉拢他的桂系代表重提此议,但他们“仍很不了解此意”。胡适日记,1928年4月28日。

  [25] 《胡适致罗家伦》,《书信选》上册,第503页。此信选辑的编者以为在1928年某时,但以内容看,恐怕在1927年,因为胡适到1928年时对国民党的观感已不甚佳(详后)。

  [26] George E. 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

  [27]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433页。

  [28] 周作人:《谈虎集·偶感四则》,《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292页;英子:《不要杀了》,《现代评论》第55卷第128期,1927年5月21日,第463—464页。

  [29]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英子:《不要杀了》。

  [30] 无名:《从南北到东西》,《现代评论》第6卷第131期,1927年6月11日,第524—526页。

  [31] 周作人:《谈虎集·人力车与斩决、偶感四则》,《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295、292—293页。

  [32]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第308、315页。

  [33] 《高君珊致胡适》(1928年8月23日),《书信选》上册,第491页。

  [34] 胡适日记,1925年到武汉之“南行杂记”。

  [35] 周作人:《谈虎集·怎么说才好、人力车与斩决》,《周作人全集》第1册,第297、294—295页。

  [36] 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自由中国》第10卷第1号,1954年1月1日,第5—6页。

  [37]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65页;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日记并附有吴稚晖致杨虎书。

  [38]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2月28日),《书信选》上册,第467页。

  [39] 《吴稚晖致胡适》(1928年3月4日),《书信选》上册,第467页。

  [40] 《胡适致吴稚晖》(1928年3月6日),《书信选》上册,第469页。

  [41] 胡适日记,1929年3月13日。

  [42] 《丁文江致胡适》(1927年8月16、26日及一无日期信),《书信选》上册,第440、441、454页。曾服务于北洋派的丁文江对南方的内乱并不幸灾乐祸,颇有政治家风度。他觉得北方许多人对沪宁分立的局面“大高其兴,至为可笑”。相反,丁氏观察到“日本方面,又借此大活动。东三省大约至少又须送一条铁路给他”。照丁文江看,“真正可怕”的,是“日本在东三省及内蒙的野心”。至于国内局势,不过才“大乱方始,岂是一时可了。”

  [43] 《胡适致蔡元培》(1927年10月24日),《书信选》上册,第447页。

  [44]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7、18日。

  [45]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8、19日。到晚年时胡适承认自己对共产党的估计错了,觉得吴的“远虑是很可以佩服的”,但那时的语境和心态都已大不相同了。参见《年谱长编》第3册,第732页。

  [46] 胡适日记,1928年5月20、21日;《年谱长编》第3册,第734页记有胡适晚年的回忆,略有小误差,但受签诗影响急于要走的心态是明确的。

  [47] 胡适日记,1928年5月22日。

  [48] 胡适日记,1928年6月15日;《谈话录》,第143页。

  [49] 《胡适致吴稚晖(稿)》(1928年6月16日)、《朱经农致胡适》(1928年7月,无准确日期),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胡适日记,1928年7月5、8日。

  [50] 《胡适致蔡元培(稿)》(1928年6月16日)、《蔡元培致胡适》(1928年6月24日、8月13日),均收入胡适日记,并参见1928年7月8日日记;《胡适致蔡元培》(1928年6月27日),《书信选》上册,第483页。

  [51] 胡适日记,1929年2月28日所附剪报,6月16日;《史济行致胡适》(1929年8月30日),《书信选》上册,第540页。

  [52]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4、26日、4月7、4日。

  [53] 胡适在1933年谢绝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说,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胡适致汪精卫》(1933年4月8日),《书信选》中册,第208页。

  [54] 胡适日记,1928年5月4日剪贴有此演说内容的报纸。

  [55] 胡适日记,1928年5月16、21日及所附剪报。

  [56] 《胡汉民致胡适》(1928年6月29日),《书信选》上册,第437—38页;胡适日记中有《名教》的原稿,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有意思的是,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对国民党的标语口号大加挖苦,其实他当年写的《努力歌》中,也不乏“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这样的句子。其调子及格式都与胡适另一首以“《炸弹》诗”而知名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没有多大区别,在那诗中他也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与他此时颇看不上眼的国民党之标语口号并无什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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