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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40)

  那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相互的不信任都很深,而胡适一向甚强的防卫心态到老也并未稍减。胡适到中研院后,以前中国公学的学生、长期在朱家骅手下工作的胡颂平被安排给他做秘书。胡颂平一直暗中记录胡适的言行,后来“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于是故意在办公室记日记,等细心的胡适来“发现”。果然,胡适看见颂平记东西,即问记什么。当颂平说是记胡适的言行时,他“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胡颂平解释说是要把胡适这个“国之瑰宝”的言行传世,并说整理出来要请胡适过目。修养极深的胡适“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但仍脱口说出:“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胡适“再想了一想”,又对胡颂平说,以后记的东西也不必给他过目了。[3]

  这段记载相当传神,显然胡适对派给他的秘书是有点戒心的。而且他也清楚,对他的秘书要么信任,要么就自己留心。因为,假如这秘书真的是为什么人记录的话,则“整理”过的东西也确实不必过目了。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同时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如蒋廷黻曾想组党,就只要借胡适的名头一用,余事他可以不管。可是胡适是服膺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之道的,其一生最重的恰是一个名,哪里能随便借给别人用呢!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到台湾之初,徐复观给他的一封信就很有象征意味。徐氏在1958年4月写信给胡适,说他看见胡适“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又奉承胡适“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但该信主要的部分,是徐或者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对胡适的“期望”。他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人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4]

  这段话颇能道出关键。观其从“不必”到“必须”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个“后学”在给“先生”写信。徐氏显然代表着什么人在为胡适“定位”。胡适若坐任偶像,“垂拱而不治”,则必受各方欢迎。若不肯做“保姆”,犹思为“斗士”,特别是要介入而居“两造”之一方,就免不了要像其他斗士一样受点“皮肉”之苦,此时而再想“领导群伦”,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胡适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1961年10月底,胡适在中研院欢迎胡夫人的茶话会上重申自己的两句诗:“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5]那时他说的,恐怕不全是他与江冬秀之事,大约更多是对当时台湾情形的一种态度。以七十之年说出此话,颇有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的意思。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但这只是心向往之的“作圣”,也很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且这仍是胡适自少年以来就存在的以“超我”抑制“本我”,内心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终不得不以“率性”的大声疾呼而告别尘世。

  就在他发表了“宁愿不自由”的讲话后一个星期,胡适于1961年11月6日对外国人演讲《科学发展需要的社会改革》,他自己在日记中说:“我的话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话,但在今天似乎还是没有人肯说的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自任“魔鬼的辩护士”,说容忍缠足达千年之久的东方(中国)文明没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而西方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新文明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中国人“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胡适指出,这次演讲就是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和1926—1927年在英美的几次演说的重申,如果不对东西方文明进行这样的价值重估,“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胡适讲话时显然比较激动,因为第二天就检查出他的心脏病发作了。[6]

  从演讲的内容看,胡适显然不能满足于做偶像。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这么强调中国人对西学“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那种复杂心态。而且,这仍然是一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以胡适自己的经历,他非常清楚,即使像他那样早已进行了“价值重估”的人,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里仍不能觉得“心安理得”。那么,他是在自责他所做的“价值重估”还不够彻底吗?这个问题已因胡适不久就匆匆撒手仙去而得不到解答了。

  不过,过去是外国,外国也是过去。胡适说西方,正与历代士人讲“三代的辉煌”相类,其所针对的和要表达的,多少都含有对时政的不满。他讲话后,有人便说是投下一颗炸弹,不少人撰文正面攻击他。胡适反在这些攻击中发现了他讲话的价值:“这里糊涂的人还是那么多,我三十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7]但三十多年前的老话还值得重说,不也正是三十多年来胡适的大部分努力都已落空的象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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