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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56)

  日本学者吉田熊次在《德国教育之精神》中总结了德国大学的特点,认为:“德国大学之教育主义,可以自由研究四字尽之。德之学校教育,本施极严肃之训育,惟大学则全然不同,而施无制限之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教授得以己所欲讲者讲之,大学学生亦得学己之所欲学,潜心于己所欲研究之问题,遂以是为学制而公认之。”[21]回溯蔡元培在德国的经历,他生活和学习的范围主要以大学为中心,注意力也多集中于他所偏好的哲学与美术,而对德国教育问题的考察,可供参考记录的,只有翻译他人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1910)与《撒克逊小学(国民学校)制度》(1911)。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蔡元培了解德国大学的程度还难以妄下定论。[22]但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分析,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的理解可能更多是基于自身的经验认识,而较少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他比较了解的德国大学——无论是莱比锡大学,还是柏林大学——所秉承的都是由洪堡所开创的以学术研究为取向的学风。受此种学术氛围的熏陶,再加上蔡元培“性近于此”,“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认识就更为强化。

  他选择留学德国,除了认定“世界学术德最尊”之外,也暗含着学习德国大学救国经验的动机。[23]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先贤薄尔泥曰:‘将来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尔见拿破仑蹂躏柏灵,乃立市中,扬言曰:‘振兴我国以规复其势力者,惟教育耳。’”[24]能在日记中摘录此段名言,显然是对引用的观点颇为认同。1910年底,蔡元培所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此篇为故柏林大学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论(部分)。博士在德国学界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25]文中对德国大学职员的选举,教授的任免,校内有决定权,以及德国大学将学术研究与讲授知识“融合而为一”等均有扼要的论述。此文作者巴留岑(今译鲍尔生)将欧洲近代大学约分为三种,“即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将“德国大学之特质”概括为“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通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并认为:“大学教育,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实为事理所必至。盖其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26]蔡元培选择此文进行翻译,除了其“为名著”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看重其“参考”价值,即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27]

  吴稚晖1913年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唯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行,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28]至蔡元培就任校长,他在邀请汪精卫任教北大时,也坚信“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蔡元培认为,德意志的统一正是发端于大学教育的改良,还把汪精卫与菲希脱(今译费希特)相类比,希望汪氏能起到“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的作用。[29]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把北大与德国大学做了一番比较。他从校制沿革“颇与德国大学相类”出发,认为如果北大“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在蔡元培看来,德国大学初立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遂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中最重要之部分”;而北大近年来的改革“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按照这样的思路,如果北大于文、理两科的“内容以渐充实”,自然“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30]

  柏林大学的主要倡导者是人文主义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他认为,大学的任务可以概括为“由科学而达致修养”。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纯科学,是指哲学。它能够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在大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修养的目标就都会随之实现。所以,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学生的任务也并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诱导学生的研究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并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由洪堡及其后继者所开创的“这种大学的新模式,无论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在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便在德国得到普遍的接受。……(新的大学观念)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被广为接受,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活动和科学的崛起”。[31]

  柏林大学建立时,德国即有把它发展为德国科学与学术中心的愿望,希望能用德国大学的脑力来弥补普鲁士在物质方面的不足。[32]德国也正是凭借其大学的学术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跻身世界强国。就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确实在某些方面与当年的德国相类似。由此,教育救国无论在理路上还是现实中都有了可以利用的经验,援引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也变得顺理成章。蔡元培一直苦苦寻找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似乎也随之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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