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正式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于当月进京任职。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即由上海迁入北大。选择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正可体现蔡元培对道德与学问的双重追求。蔡元培曾致函教育部，称陈“品学兼优，堪胜斯任”。[46]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做官的人。在陈独秀身上，人们也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47]这段回忆多少有些“后见之明”，不足以尽信。实际上，陈独秀的学问当时曾遭到质疑，理由是他“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元培却认为，陈“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48]北大文科学长初为夏锡祺，但“颇不为学生所欢迎，故文科中常有风潮，因之益畏学生，偶有与教员龃龉者必两面敷衍之”。蔡元培任校长之后，夏氏“自知其位不固，遂辞去文科学长一席”。陈独秀一入北大便有“调和新旧两方面之思想，使‘古代为黄金时代’与‘愈至后世愈近化’两说并存”的主张，“颇不合于旧派文学者之心理”，遂在第一次文科教授会议上生出一些争论，也因此引起外间不少猜测。但据“当时在坐（座）某君”的回忆，此次大学文科争议，“反对最烈者为陈介石、黄季刚二教授”，但各方大部分是出于学术见解的差异，一直僵持不下，“遂不免言语之冲突”，绝非如外间所传闻，“可断为当然之争议，且各出于良心之主张”。[49]后世论者有时不免夸大新旧两派冲突的程度，其实“新”“旧”本是相对而言，若从另一角度观察，因学术观点和见解的差异而起的争论，正可说明学长陈独秀任职之后带来的不同气象。
之所以想到聘请陈独秀担任学长，是因为汤尔和曾给蔡元培看过“十余本”《新青年》；而陈同意任职，也是因为蔡元培同意他可以在北大继续办杂志。[50]有研究者分析，聘定陈独秀首要考虑的与其说是其学术专长，不如说是其在当时思想界足以影响青年学子的特殊地位。[51]围绕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北大教授有了一个聚拢的平台和向公众表达思想的媒介。冯友兰后来回忆说：“蔡先生把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52]此段追述虽掺杂了不少后来的观念，不过也颇能证明当时北大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桐城派独掌教鞭的盛况，到民国以后桐城派式微、太炎门生崛起，再到《新青年》集团进入北大，北大文科内部学术派别的更替，虽然不免掺杂人事纠葛，但从总体上看，北大所聚集的无疑都是当时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一校一刊”的结合，更使《新青年》有了引领新思潮的可能；与此同时，北大也借助了不少《新青年》引领学界新思潮的力量，重塑了大学的形象和地位。[53]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成功，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54]尽管《新青年》第4卷第3号才声明，“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55]但此前各卷不少作者都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1919年2月，《新青年》第6 卷第2 号刊出启事，特意澄清自己与北大的种种关系。“启事”称：“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56]这则启事虽有针对保守派攻击、保护北大的考虑，不过却正好反证外间确有将《新青年》与北大相提并论的情况。
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只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屈指可数的文章，并没有特别站出来为《新青年》说话。但在蔡元培心中，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其主编的《新青年》一直都是颇有分量的。1933年4月，汪孟邹为接济入狱的陈独秀，重印了《独秀文存》，并请蔡元培作序。在序言中，蔡元培除了回顾陈当年出任北大学长的来龙去脉，还特别指出，这部文存收录的都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旧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57]陈独秀此时已在狱中，蔡元培选择以此种方式回溯历史，有替其脱罪的考虑。不过，他特意再次强调陈独秀“创造”的“态度”和犀利的文风一直都是青年的模范，足见陈独秀在蔡元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又联合推出了重印本《新青年》。蔡元培亦为其题词，称《新青年》是“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可看作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的依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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