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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59)

  对于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后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聘任陈独秀看作蔡元培“兼容”新派教员的明证,但如果从陈的黯然辞职来看,蔡氏的“兼容”显然有不少变数在内,落实于现实的“兼容并包”多少都会打些折扣。[59]到了1919年4月,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梁漱溟语)还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去职,其原因正是陈作为进德会评议员私德不俭,违反会约,以致遭受社会舆论及同事的攻击。关于陈独秀的去职,曾有传闻说是因其“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所以被辞退。[60]对此,蔡元培曾专门致函报道此事“最详细的”《神州日报》,为陈独秀“辞职”等事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举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61]但不管蔡元培如何为陈独秀辩解,陈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之事已是定局。事后多年,由胡适与汤尔和的通信可以窥见,陈的去职并非仅是学校内部职位变动那么简单,人事纠葛恐怕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胡适回忆说:“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指汤尔和——引者注)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62]蔡元培作为一校之长不得已的苦衷,不易被人理解。就连与蔡氏私交甚好的胡适也怪罪蔡元培“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认为蔡元培是被沈尹默“几个反复小人”利用,才会“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63]被胡适称为“反复小人”的沈尹默对此倒也坦白,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64]可见,蔡元培所倡的“兼容并包”真正可“兼容”的范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广阔,人事上的争斗有时往往成为蔡元培推行改革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登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描述了北京大学的基本思想状况: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而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65]

  若暂不考虑此文的政治背景,其以“新”“旧”为标准划分北大文科虽过于绝对,但也足以说明北大内部学术派别的争斗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921年,入北大不久的吴虞,观察到的仍是“北大学生中主选派及申叔、季刚一派者居多数,其主桐城派者亦有,然不盛也。大别北大党派则为新旧二派,细别之,则多矣”。[66]1924年,刚刚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回北大历史系教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他很快发现:“北大的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67]此后不久,由“女师大事件”而引发的“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也正是因为“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68]。这虽是后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蔡元培长校的1920年代初期前后,北京大学的党派之争不可能无声无息。曾经在政界学海浮沉多年的蔡元培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但行事未脱书生本色的蔡元培,判断教员优劣的标准仍尽量控制在“以学诣为主”,即使是“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都在“兼容”之列。[69]

  蔡元培曾言:“一种思想之产生,一种学说之成立,断非偶然之奇迹。吾人如能基于纯正研究学术之立场,则无论为符合或反对,但于此种思想、学说,都应切实研究,唯研究乃能附和,亦惟研究乃能反对,盖真理惟研究乃能愈益接近也。”[70]他一向颇为大度,这与他对学问持有的开放态度是一致的。在传统读书人的观念里,学问与生活并不是完全割裂,讲求的是学问与人生的互相滋养,对学问的一丝不苟,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同样,日常待人接物处事方式也正是学问内在涵养之表象。蔡元培曾表示素来信仰学术上的派别都是相对而非绝对,[71]也更多是出于学术上而非只从人事上的考量,所以才会有“兼容”。正如毛子水指出,有人误解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只是“勉强混合”,其实,他是经过了“是非的择别”。“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复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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