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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161)

  二 学风之重塑

  周作人曾评价蔡元培在教育文化上的施为“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施为更重”。[84]其实,若从五四前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论断恐怕失之笼统。此段时间,蔡元培对大学的体认,重在实际行动而非文字建构。蔡元培借助创设各类刊物和举办各种社团,一方面引导了北大内部学术风气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重新塑造了北大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其思想意义的彰显是与他在北大的具体改革实践相关联的。

  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是从重塑北大学风入手,而所谓“学风”,是不可简单量化的,既可看作一种“态度”,也可看作一种“氛围”。1919年1月,《教育杂志》刊出主编朱元善的《改造学风》一文。作者认为,学术“纯为精神上之产物,萌于人心而系乎风习”。而所谓“学风”,最开始“恒由一二人心意之所向倡之于前”,然后逐渐“誊为口说,布为声气,群众共趋,锲而不舍,遂独自成为一种好尚”。所以要想改造学风,可以从学校与社会两方面努力。其中,学校方面,首先就是要求校长教师联结一心,以忠实恳挚之精神研究各种学术或组织学会,事事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其次则是鼓励学生组织学会,“时时以学为生命,而不以学为借径”。如果各个学校皆能如此,“则学校之学风自得而良善矣”。[85]朱元善所言将“学风”解释为学术风气,认为改造学风的关键在于营造众人虚心向学之风气,此点也与蔡元培所设想的改善北大校风相一致,也可视为时人对此的普遍观念。

  蒋梦麟将蔡元培出长北大比喻为“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86]以校长的身份,蔡元培曾多次在开学典礼、学校庆典等公开场合强调学术风气的重要,不过问题往往是,校长如何说是一事,教员学生于此种舆论环境下如何想、如何做则是另一事。只有当向学之风成了北大师生普遍关注、参与讨论的话题之时,蔡元培在北大投下的石子才能真正荡起涟漪。

  蔡元培理想中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与他对德国大学的基本认识是相一致的。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87]此后每年开学典礼,他亦不时强调大学研究的学理取向。蔡元培在北大的诸项革新中,无论是制度建构,如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制度,还是延聘教师时所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原则,抑或是组织各种社团、研究会,无疑都是基于“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蔡元培认为,“学”与“术”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88]在他看来,德国大学教育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其强调“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并不只是简单的“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89]蔡元培希望通过强调学问和研究本身扭转北大学风。到了1918年初,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之议”,不久也在北大评议会的讨论之下得以通过实行,北大开始了一系列学制改革,如将文理两科扩张、预备法科独立、归并商科于法科、停办工科、缩短预科学时等。[90]可以说,此时的学制改革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了蔡元培改革北大为“高深学问研究之所”的初衷。1922年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更是将自觉之学术研究落到实践中。[91]

  蔡元培重塑学风的提议一经提出,即引发不少北大教师的回应。文科学长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也提出,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理为目的,为此,他提出三条具体办法:一是要“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学理,均非中国书所有”,所以要求学生必须精通外国语;二是“废讲义”,因为“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是“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92]他还以文科学长的名义通知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洋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93]此外,理科教授俞同奎也曾专门写信,回应理科学长夏元瑮提出的“若何引起研究所趣味之问题”,认为在理科仪器药品不足的情况下,可从筹备实验室开始,“有实验而后研究之问题可解决,研究之问题有解决之希望,则研究方有兴味”。[94]北大立校之基础的文、理两科,可谓皆呈现出一种全新气象。

  1918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育问题。北大特意将“大学应如何注重学理研究,使学生确能潜心研究”以及如何“奖励大学毕业生入大学院研究之办法”列入提案,提交大会讨论。[95]11月19日、20日,《北京大学日刊》不惜篇幅,连载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许肇南的议案《人才教育之方针与办法》,看中的正是此项意见书与北大所提出的大学改革议案可“互相发明”。[96]1919年2月,教育部则依照北大提交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的原案发布训令,要求各校“遵照办理”。[97]整顿学风之议获得了制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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