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进德会，则是将风气的转换付诸道德修养的提升。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将他早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等人一起创建的进德会引入北大。其实，蔡元培早有此类计划，只是“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1918年初，亦即蔡元培接任校长的第二年初，北大“改组之议，业已实行。而内部各方面之组织，若研究所、若教授会之属，体育会、书画研究会之属，银行、消费公社之属，皆次第进行”，北大进德会则“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蔡元培希望进德会能起到“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的“清流”作用，与“敝俗奋斗”。入会之效用，要达到既“可以绳己”，也“可以谢人”，以期实现“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其或未灭，则造因至范围愈狭”之目的。[98]
自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开始，《北京大学日刊》几乎每天都会刊发入会名单，至5月底教员已入会者76人，职员已入会者92人，学生已入会者301人。[99]而这一年，北大在册登记的正式教员有149人，职员44人，学生1695人[100]，参与人数可谓相当可观。更有学生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表示赞成，认为进德会规定中尤以“戒嫖”一项最为切中北大时弊，建议“作一剀切详明之告诫，连登日刊上一二星期，稍作鼓钟之警”。[101]文本科国文门的学生陶明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进德五箴》一文，分别从戒游冶、戒博塞、戒饮食、戒作官吏、戒作议员五个方面讨论了他对进德会的理解。[102]周作人译自日本油谷治郎七所著的《废娼问题之中心人物》，特意表明“进德会译著”，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一周。[103]5月28日，北大进德会召开了成立大会。蔡元培致辞说：“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为有德。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即孟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之义。”[104]
可以说，自蔡元培发起进德会起，高悬的德性与学问双重立意，使北大校园内外师生重新找到了久违的道德归属与学术热情。《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的持续增长的入会数字、各种进德会的通知布告和不断寄往北大要求入会的各式信笺，都昭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势。不过，其中也有例外。据北大档案记载，行事狂放的北大教授黄侃就曾在回复进德会入会邀请时表示，他对进德会的宗旨“本极赞成”，但是“入会与否系个人自由。此时信向不出本心，则时守之不力，万不敢自欺复欺”，最终退回了进德会入会志愿书。[105]
如果说黄侃拒绝入会只是特例，那么，进德会在具体运行中受到的质疑则是不少人共同的困惑了。进德会成立不久，北大学生朱一鹗在进德会大会上针对“外间毁誉”有感而发，着意说明了入会会员要抱有“责任心”与“自信心”，号召大家“勿为内欲所克制，勿为外力所牵动”。[106]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发了北大学生梁绍文写给蔡元培的信，说明了自己“狠怀疑的事”：他曾听到过不少与进德会旨趣相悖的负面传闻，所以“好几回，想写信来与先生商量一个好方法，来止止他人的谤，又因谤的事情太多，所以到今日，始能把这封信作出来”。如此境况让他觉得“进德会的条文，不过一种欺人之具罢了”。[107]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质疑的声音存在反而可以看作受到关注的另一种表现。进德会的创办是欲借助于外力对每个人的道德进行监督，约束力自然相对薄弱。但蔡元培选择从道德入手，显然并不是希冀获得短时的效用，更多是着眼于施行后的影响。当时就有人赞誉进德会是“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且由北京大学校长所发起，其意义自更深长”，看到的正是其超越现实的表率作用。[108]
从提升学问和道德修养入手重塑学风，蔡元培是着眼于北大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的，但是总体来说收效甚缓。而且，施行中往往多有曲折，引起外间许多不必要的怀疑。为此，蔡元培选择了“主动出击”的方式，由校方出面创办《北京大学日刊》，旨在强化北大积极向上的一面，故也可看作重塑学风的一种努力。
作为北大校方出面办理的刊物，《北京大学日刊》主要设有命令、法规、校长布告、各科通告、公牍、纪事等专栏，同时也刊登师生对改进教学及管理工作的建议，并发表学术论文、演讲实录等。初期只有两版，后扩展为四版，又因增加“杂录”“通信”等栏而扩展至八版。自1917年11月创刊，至1932年9月10日因改作周刊而终刊，共出版2885期，其间由于政治环境及学校风潮曾有短暂停刊。以初期改版变动最大，如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发行不久即进行改组，扩大了机构规模，下设编辑、经理二部。由蔡元培请徐宝璜教授为主任，总理一切。[109]编辑部主要负责编辑各类稿件、审定各种规则、决定办刊方针；而经理部则负责招登广告、发送稿件、发卖日刊等工作。[110]后因“销数日广”，已有“与中西各大日报交换”的考虑，为此《北京大学日刊》还特别向中华邮政总局申领执照，被认定为新闻纸类，准许公开发行。[111]至此，经过改组的《北京大学日刊》不再只是北大普通的校内刊物，而是担负起向校外主动发布北大动态的责任。10月初，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召开之时，《北京大学日刊》就曾特意在头版刊发启事，给来京参会的各位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免费发放《北京大学日刊》三天，以便交流。[112]主要面向大众的《晨报副镌》也曾为《北京大学日刊》做过介绍。其中有“足供全国教育界及志愿升学者之参考”一句，颇能显示出北大对自己处于学界领导地位的自信。[113]由北大参与筹办的《新教育》杂志，也在第1卷第2期上刊出《北京大学日刊》详细广告，称“本日刊乃北京大学之出版物，纪载校内近事极详而校内教员学生之著作亦日有登载。诚为研究学问或欲知本校情形不可不看之报”。[114]到了《新教育》第3卷第1期，与北大相关的刊物有《北京大学日刊》、《北大月刊》、《北大学生周刊》、《新潮》、北大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北大第二院画法研究所编《绘学杂志》，等等。以北京大学名义编辑出版或与北大有关的期刊、书籍逐渐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此时陷于危机中的上海亚东图书馆正是得益于代销北京大学出版的期刊、书籍，才逐渐走出经营困境。[115]可见“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在时人眼中还是颇有些号召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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