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于众人的挽留非但未有太多积极的回应，反倒是在7月12日又发一电给教长任可澄，再请辞职。函电称：“一月以来，衰病渐深，北大校长职务，实难担任，仍盼俯赐体谅，另荐贤能接替，俾免旷误。”[171]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将回复给曾以“私人资格”来函的北大某教授的信文，发表于当时的各大报刊，再次表示“辞意已决，无论如何，决不回校”。[172]
此后“挽蔡”运动逐渐走出北大，成为京师教育界关注的话题。15日，北大乙丑毕业同学会临时召集大会讨论挽留办法，并致电蔡元培，希望他能“体念教育前途，维持母校生命，打消辞意，速驾北来”。[173]16日，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也加入“挽蔡”的行列。他们致函蔡元培，表示值此“京师教育屡频危境”之时，“补救维持非异人任”，“不独九校同人深资倚畀，即首都教育亦同庆更甦”。[174]
22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举出的挽留代表钟观光、谭熙鸿到达杭州，当面劝慰蔡元培。[175]两日后，蔡元培态度发生了些许改变，显然是代表们的当面劝说发生了功效。钟观光向北大教职员汇报说：“连日长谈，于学校方面之愿望，与先生所有难处，彼此谅解，言无不尽。”他们判断蔡元培“对于吾校爱护之志意，仍极诚挚”，所以，把能否留任归结为教职员此后的努力程度，并提议为蔡回京筹备川资，以表诚意。[176]虽然此时蔡元培仍回复教长任可澄表示不能再任北大校长，“祈速觅替人”，但在写给北大全体教职员的信中，他也表示了可以在“替人未到以前”，“与诸先生共负责人，维持本校”。[177]但此信最初在《晨报》发表时却被删去“已又函请教育部速觅替人，以使交卸，惟替人未到以前自当与”二十五字，变成了蔡已应允回校，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后来《晨报》记者才了解到蔡氏本人辞意甚坚。之前京城流传的蔡已打消辞意的传闻只是“望蔡主持北大过切者故造之空气”。[178]为此，《北京大学日刊》还特意刊出《紧要启事》进行澄清。[179]8月底，北大又发函促蔡元培还校。[180]此时蔡元培则忙于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难以抽身。到了1926年底，奉系军阀接管北京，再下严令控制教育界。1927年7月底，有改组国立九校的计划，至8月初即把北大并入京师大学校。[181]后又宣布新任教育总长刘哲兼任京师大学校校长。[182]
可以说，在这次风波之中，尽管也有不少人喊出“非蔡不可”的口号，而且北大也有派出代表南下当面挽留的行动，但较之于此前蔡元培1919年因五四运动辞职及1923年因“罗文干案”辞职之时掀起的全国学界的风潮，此次运动的规模以及其影响范围已不能同日而语。从1923年到1926年，即蔡元培仅在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的这段时间，北大师生亲历了政界、教育界的种种风潮，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无时无刻不给北大带来生存危机。不过，蔡元培当年出走的选择，使其未能在此时对北大校务有直接的介入，而客观地说，蔡元培的缺席却恰好使其在五四前后的北大革新成为无可替代的理想状态。众人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认识和追忆无不从蔡元培出长北大之时开始。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仍是将北大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回校之上，希望凭借蔡元培的声名和威望重整北大。
二 “毁誉听之”：蔡元培的态度
有人曾评论说，蔡元培的“风度是柔和雍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其最犀利的武器充其量不过是‘不合作’三字而已。他是柔性型的人，如拿一些硬性或刚性的词语来说他，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实则，凡是亲炙过先生的人，都知道柔是他的外表和风度，至于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183]蔡元培自1923年辞职之后，即未曾正式踏入北大。尽管北大师生从未放弃过挽留蔡校长，但以蔡元培的性格来看，他既已抱定了“不合作主义”的决心，便能保持绝对的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在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后不久，蔡元培也向胡适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
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虽不为先生所赞同，而亦以成事不说之态度对之；而在弟却不可不有前后相应之态度。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且五月二十八日之北京《国民晚报》与六月一日之英文《导报》均载某与《密勒评论》主笔之言，其所准备，可以想见。先生殆亦早知之，故有“六十老翁复何所畏”之忠告，诚见爱人以德之美意。然牺牲主义，本以所为牺牲之事实为标准，而并不以年龄为标准。今所为牺牲者，乃一本人所认为万无希望之公债，则不敢认为有牺牲之价值也。[184]
蔡元培继续言道，曾听来自北京的友人“传某方定有改组北大之计划”，而且又曾接到消息说，政府中人将北大校长人选看作政治交易的筹码，早已另有安排。所以，在“先辞职”或“待免职”孰为妥当的判断中，蔡元培认定“辞职为较善于被免职”，便毅然决定主动辞职。蔡元培在信末还特意叮嘱胡适，“此函承阅后请付丙，请勿示外人。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
蔡元培这封信是特意向胡适解释，所以其中的信息可谓窥探其内心想法的重要材料。他在信中提到的辞职原因皆是指向外部的现实政治，而丝毫未提及他一直向外界宣称的身体原因或心态问题。不妨说，蔡元培对北大仍抱有相对积极的认识和态度，并未如启事中所宣称的那样完全决绝。“不合作”是指不能与军阀政府合作，不能在军阀势力之下办学，而并非针对北京大学。蔡元培还在信中向胡适表示，如果科学研究院能够成立，那么，“凡现在由北大散去之学者，与北大现在尚未能延揽之学者均能次第会聚，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则目前北大之小小挫折，亦不患无所补偿，而弟个人对于北大之罪疚，亦得稍从末减矣”。[185]后来，他又对胡适说：“北京国立各校将来终有统一之办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时局若无新发展，北京政府殆无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学术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转之。”[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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