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纪念会的规模超过了以往，早在11月底学校方面便已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详细制订各项计划。[23]纪念会分别在四天内举行，动静结合，形式上也有颇多创新。16日下午，先期举行提灯会。其形式源于生辰前夕的“暖寿”习俗，师生手持红灯两千余盏，整队游行，并高呼“北大万岁”。17日校庆当日，上午举行庆典仪式，下午则为教授演讲。17～18日举行展览、游艺活动，展览主要是展示北大收购的明清档案、墓碑拓片、清嘉庆道光朝进士殿试榜以及各类出版品、美术作品等。19日安排了北大恳亲会，全体教职员、在校生、毕业生共聚庆贺，犹如“外宾既散，特设家宴，以图家人之欢聚”。[24]正如科瑟（Lewis Coser）在解读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概念时所言，“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并且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得到纪念，它们使记忆在除此之外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活”。[25]北大一年中虽然不乏纪念庆典的机会，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之后，每年都会在5月4日进行规模较大的集会和演讲，但其意义与年末的校庆并不相同。从北大发起校庆纪念开始，其最初形式与北大人的家庭聚会颇为类似，少数校外演讲嘉宾则像是受邀来访的客人，整体上看，典礼仪式所营造出来的是师生团聚的和谐大家庭的氛围。随着校庆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1922年校庆纪念的设计之中，展览、体育、游艺等形式的加入，增加了校庆纪念的狂欢成分，也使对校庆的记忆更加多元和深入。
12月17日校庆当日是整个纪念活动最为集中的一天。蔡元培在演讲中将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898年到1912年、1912年到1917年以及其接任校长之后。他回顾了自己长校后北大在学术风气、系科设置、行政组织等方面的诸多变化，并希望能早日建起大礼堂和图书馆，筹划多年的丛书也可早日出版。[26]演讲是北大校庆最常采用的形式，在众多演讲中，医专校长汤尔和的致辞颇有新意。他说：
大我生命，全仗小我来维持。我们因为希望大我进步太快，遂觉得有不满意的样子。其实北大自蔡先生长校以来，进步已不小了。社会上有崇拜的，有嫉妒的，无非是重视北大心理的表现。五六年来，北大状况与从前真是截然不同，你看他只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何能与欧洲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大学相比呢……蔡先生本是一个好的保姆，还有诸位教授，又肯是好的看护妇，那还怕发达不好吗？所以要看他的发达，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不要用肉眼看。[27]
与蔡元培的演讲类似，汤尔和也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北大。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是对过往的筛选与重塑；既是总结过去，更是展望未来。北大的改变有目共睹，人们欢庆北大的新生，与此同时自然也要感念带来这些变化的蔡元培。比如，北大校庆期间《顺天时报》对此事也有详细报道。具体内容除介绍参观校庆展览的观感之外，也对校长蔡元培的功绩有所评论。文中说：
自蔡氏长校以后，不过数年，而学风斐然一变，挹取欧美新教育新文化，施之朝气勃勃的青年，使学生的思想根本改革，高等官僚制造所一变而为新文化策源地。蔡氏之功，将来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是可断言。[28]
以今日之后见之明来看，作为蔡元培实际长校期间亲身参与的最后一次校庆纪念，1922年的校庆纪念带有一个时代结束的意味。蔡元培自我的总结与外界的评论互为呼应，这种以蔡元培长校前后的对比为中心的叙事，不断被后续的校庆纪念复述和延续。
到1923年底，北大建校已满二十五周年。年初北大发起并参与了“驱彭挽蔡”运动，学校正常的秩序直至暑假前后才算正式恢复。蔡元培远赴欧洲，负责校务的蒋梦麟虽按时举行校庆纪念，但因经费问题，规模仅为一年前的六分之一，且之前所计划的编书、建造图书馆和大礼堂等目标无一实现。[29]或许是1922年校庆纪念时曾由《北京大学日刊》出版过校庆增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受外界干扰并无更实质的成绩，《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整体上要比《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逊色不少。虽然其中不乏学术论著和诗歌作品，但主题确定和编排处理都略显简单，参与写作的教员数量也大为减少。受刊物主题限定的影响，纪念刊所录文章的标题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是“希望”和“精神”。
纪念刊为首一篇即为代校长蒋梦麟的《北大之精神》。文中将“北大精神”解释为“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他在论述“大度包容的精神”时提到：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辨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30]
在谈到“思想自由的精神”时，他又说：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蒋梦麟此番宣示的潜台词是，向北大师生公开表示在其再次代理校务期间仍然会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作为治理北大的基础。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叙述也是结合北大的历史与现实对这一理念的重新解释，并最终以“北大精神”这个更为抽象的表述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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