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中，也有不少学生对“北大精神”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朱务善的文章便直接以《北大精神》为题，通过对北大历史的回顾，提出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止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31]另有学生将“北大精神”总结为“直率坦白的精神”、“兼容扩大的精神”和“毅勇坚敏的精神”。他将第二种精神解释为蔡校长的兼容并包主义，而第三种精神则体现在蔡元培与彭允彝的斗争之中。[32]在校庆这一主题之下，尽管师生仍以北大的历史和责任作为讨论的核心，但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已经开始趋向一致。
哈布瓦赫以“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对记忆做出区分。“历史记忆”是通过书写记录和其他类型的记录触发，可以借助纪念活动、法定节日等形式存续下来；“自传记忆”则是指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但参与者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日趋淡化。除非通过“与具有共同的过去经历的人相接触”，才能周期性地强化这种记忆。[33]哈布瓦赫之所以对两者做出区分，是因为两种记忆在记忆主体、记忆产生以及存续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但从北大的历史来看，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记忆则兼具历史记忆与自传记忆的双重属性。
1923年的北大校庆，是蔡元培离开北大仅在名义上担任校长之后举行的首个纪念会，其转折意义不言而喻。自此之后，进入北大执教的教员及就读的学生都不再与蔡元培发生交集，也都不再是蔡元培长校期间的亲历者。随着记忆对象的出走，此后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记忆，并不直接由对象本身生发而来。出于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认可，这些记忆并没有随其出走而中断。不过，不同人群获取记忆的来源也由此开始出现分化，呈现不同的状态：曾与蔡元培有交集者，或是采取回顾与其交往的细节，或是以分享在北大求学任教的亲身体验等方式接续记忆；而对于新进者来说，进入北大时大多是慕名而来，或至少在入校前已对北大有所了解。他们对校长蔡元培的认识和理解，一部分来自坊间传颂的大学故事；另一部分则是通过亲炙者对蔡元培事迹的回溯而获得，即其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是建构于叙述者之上。随着亲炙者离开北大，新进者已经无法为蔡元培长校期间的历史叙述添加细节，于是那些细节便渐渐停留和固定于已有的叙述文本之中，而新进者只能基于这些文本通过对抽象的“北大精神”的不断诠释来接续有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
校庆纪念活动提供了集中诠释北大历史与传统，进而塑造“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的机会。1923～1929年，北大只在个别年份举行过小规模的校庆纪念，直到1929年北平大学区完全终止之后，得以独立的北大才重新恢复校庆活动。在此期间，北大处处受到掣肘，而当其面临重组或重建的关头，北大师生希望蔡元培能够重掌校印，即便在当时内外环境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仍有不少人执着于以蔡元培回校作为平息抗议风潮的交换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抗议斗争的活动，却也正好填补了亲炙者与新进者交替有可能带来的记忆的中断。为了达到复校的目的，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不断被重述，也使其相关的历史记忆得以延续。
1929年9月，蔡元培在名义上再次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北大选择了以庆祝建校三十一周年的方式，向动荡的1920年代告别。这次的校庆纪念会，也是北大历史上较为隆重的纪念会之一。北大学生会早在11月初就开始着手筹备。[34]纪念会持续了三天，包括了学术演讲、展览、球类比赛和游艺活动等内容，规模上也与1922年纪念会大致相仿。[35]17日校庆当日的纪念活动由总务长王烈主持。他在致辞时总结了北大三十一年中“可资纪念之事”。他说道：
其一，因蔡校长对于新旧人才兼包并蓄，极力延揽，对于旧方面，则有辜鸿铭辈，在新的方面之发展，则提倡新文化运动。虽当时社会目此运动，以为斯文道丧，然其影响社会，有功文化，盖已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及后参于政事之窃陋，而稍稍有政治运动，总之北大之精神思想，均站在时代之前头，不落常人之窠臼，而常超越常人之见解者。其二，此十余年中，固为北大最长足进展，最可纪念之时期，然同时亦为最危险之时期，因其不落常人窠臼，不能与俗苟同，故其处境至难，无时不在风雨飘摇之中，以维倾圮，虽历遭危险，会庆已复旧观，蔡先生已再度长校，将来发展，当可预期也。[36]
回顾建校缘起与发展历史是校庆纪念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王烈是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进行发言的，其整段叙述基本上延续了前人的策略：先是讲旧闻，再是谈变迁，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与“北大之精神”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校庆主题之下，经过类似过程的不断演绎，此种叙事也逐渐凝聚为北大师生在回忆蔡元培校长时的典范。
在《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中，也有不少文章采取了相似的思路。比如，《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转载了《北京大学概况》一文，其中对“校风之特点”介绍如下：
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以后，蔡元培采取兼容并包主义，办理北大，于是全国各派学者齐集该校，因而在学术上及思想上分新旧两派，互相竞争，轰轰烈烈之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大告成功，而旧派学者亦努力求其学问之日昌。所谓北大精神，盖一方面因其含有革命化之新思想，为文化中心，他方面又无所不包至大无外也。十余年来，该校此种精神，并未亡失，学生研究学问常能努力于真理之寻求，同时以自由发展为原则，分道扬镳，成就甚大。再则学生性情品格之熏陶，在该校此种校风之中，亦有特别效果，即（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做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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