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以陈独秀本人及他的革命影响，和与他联系的人文资源来办此校，可见此校将是一座何等的革命学校！学校于1905年2月开学，《安徽俗话报》就刊出这样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招生条件则强调：“必须身体健康，心地诚朴，志趣远大，国文通顺。”[31]这里，把体育放在第一位，“志趣远大”赫然列出，且在“国文通顺”之前，充分体现了陈独秀一贯的革命教育思想。
由于1903年拒俄运动后群众斗争和暗杀活动频发，这时的清政府颇有风声鹤唳之感，对革命事物十分敏感，镇压严厉。而革命者也更加成熟，讲究斗争策略。陈独秀虽为该校实际主持，却以“代课”之名到校讲授，对外则聘请李鸿章后裔——前驻英钦使李经迈和淮扬道蒯光典为学校名誉总理，著名书法镌刻家邓石如的后人邓艺荪（绳侯）为副总理，监督李光炯等。而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学校所聘教员，则大多数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刘师培、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赞化、潘璇华等。这些人中的多数，原属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旋即成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会员。他们“均觉非革命不足以救亡，乃联络皖中各县学校互为声援，复与留东京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各城市革命组织潜通消息，图伺机大兴”。[32]所以，1906年8月署太平府汪麟昌对安徽公学所做的《履勘调查报告表》称：“教员系日本、上海、南京、安庆各学堂毕业生，想均熟谙教法，并无编辑讲义。”试问，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何以能编成讲义呢？这位知府大人可能已经嗅到点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所以，他在《报告表》最后的“总评”一项中，自圆其说地写道：“该堂教员、管办员及学生均各精神奋发，志气轩昂，可推府属学堂之冠。惟教员多因出洋剪发，学生薰陶所及，去发辫者甚众，谈论举止，饶有重外轻内思想，若能歙才就范，讲求伦理，尊君爱国，宗旨一归纯正，则将来造就未可量也。”[33]
这位汪大人希望安徽公学造就“讲求伦理”，“尊君爱国”的“纯正”人才，乃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由于其革命的影响，该校成了中江流域（长江流域中游）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甚至有人说它是中江流域的“革命之策源地”。[34]它为日后江淮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培养了不少干部（在《安徽俗话报》上刊登的广告标明，招生不限于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时，它又与安徽其他地区的革命学校联络，与东京同盟会总部、南京、上海、安庆、合肥等地革命组织互通声气，再加上创办后不久，陈独秀又在学校内建立“岳王会”的总机关，成为革命党人联络和策划重大革命行动的基地。所以，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蕴山说：“这是安徽革命运动的序幕。”[35]冯自由亦称：“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36]
安徽公学校务的实际主持人是李光炯，陈独秀只是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培养干部、策划活动。同时，1906年4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干部，陈独秀还亲自创办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这一史实，过去鲜为人知，后来发现一份与署太平府汪昌麟履勘安徽公学报告表相似的对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的《履勘调查报告表》，[37]才发现陈独秀还担任过这个学校监学，并任教育、地理、东语（即日语）课教员。表上称“公立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即1904年4月）旅芜徽州人筹款开办”，而各科教员几乎全是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安徽公学的教员，都是革命党人，如伦理兼心理教员金绍甫（刘光汉）、理化教员潘璇华、博物生理教员潘赞化、算学教员卢仲农、经学国文教员汪宗沂等。其课程设置、教材等情况，也与安徽公学调查报告表上的反映相同，并特别指明：“教授均用新式书籍，并无编辑讲义。查经学一科，教授钟点过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博物、理化译用日本理化教科书”。因为学校已经放假，汪昌麟可能从课程表的安排和口问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这恰恰说明这个学校是一个讲授新学，宣传革命的学校。至于“上奏章程”强调经学，不过是争取合法，掩“官”耳目。这个真相，自然不能让清廷官吏知道的，所以汪还说：“教员教法，不得查知”；学生实际所用的教材，“因学生已多收招，不及调查核对，所开书目似均平正”。
另外，有些学者根据1906年阴历七月廿五日苏曼殊给刘三的信和柳亚子所写的《曼殊全集》序，认为陈独秀这时还在皖江中学任教或代课，则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实际上，皖江中学与上述安徽公学、师范学堂相类似的革命学校。所以，知府汪昌麟对这三个学校一起履勘后，针对已经嗅到的革命气息，在《署太平府汪昌麟申学务处前奉委查卑属学堂原禀表格文》中这样写道：“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用东洋……重外轻内”，“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持学堂为护身之符”。因此，报告表示要对三学堂进行整顿，“申明定章，严加约束，令修身经学教员择集经书要言，切于正心行事，尊君爱众者实力宣讲”，并要求上峰授权“本道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质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38]所以，安徽公学和徽州初级师范学校虽有较好的掩护，最后还是被侦知是革命党人的基地，受到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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