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虽然没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学说也处于这样的混沌状态。所以，直到几年后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时，他虽然把社会主义视为三大法兰西文明之一，却独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高远，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看来，在辛亥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年中，在以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派的激烈争论中，在国内同盟会与各地会党联合发起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高潮中，在日本周围朋友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包围中，陈独秀在坚持唤起民众救亡革命的总立场下，对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既不盲从，又无所适从，处于彷徨状态。所以，国民党理论家傅斯年说到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思想时说：“清末陈氏在日本时，加入革命团体，而与当时长江革命人士一派较亲密，与粤浙各部分较疏，又以他在学问上及著文的兴趣，与国粹学报、民报诸人同声之来往最多，然而因为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56]
在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无政府主义三股巨大的潮流面前，能保持独立不附，的确需要“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素质，但正确的出路在何处？这时的陈独秀还不能“分解透辟”，这自然不能苛求于陈独秀，而是客观条件还没有提供这种思索的条件。陈独秀虽然是天才，但天才的思想也是客观实践的总结。于是，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汉学和西方新学的学习和研究上。后来在1915～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对东西方文化、思想、学术有那么精深的研究和独见，看来主要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结果。具体说来有：对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对佛学的研究；对诗词字画的研究；对音韵学和文字学（古称“小学”）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的状况和成果，以后各章都会陆续介绍，这里只叙述他与苏曼殊共同对梵文和佛学的研究状况。陈独秀这时期对这方面所以特别感兴趣，与章太炎、刘光汉、何震特别是与他住在一起很长时间的苏曼殊有关。章太炎由于从小受外祖父、父亲精心调教，后又受朴学大师俞樾严格教诲，在汉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周作人回忆陈独秀有一次在《民报》社与章太炎讨论汉学问题，曾发生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戊申年（1908），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迎来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陈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知道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执教，陈独秀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化运动来，风靡一时。“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57]
陈独秀与苏曼殊这时期互相影响，更是达到珠联璧合的地步。二人不仅在狂放不羁的性格上颇相似，在对佛学、文学（特别是外国文学）、诗词字画的兴趣方面，也有共同的爱好，甚至到痴迷的程度。柳亚子说：苏曼殊信佛，甚至削发为僧，于是学梵文研究起佛学来，陈独秀就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他竟把他翻译了过来出版了，还请参加亚洲和亲会的印度革命者“法学士波逻罕居士”、章炳麟、刘光汉、何震、熙州仲子（陈独秀）题词写序。陈独秀的题诗诗名很长：《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内容是：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县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58]
此诗充分表明陈独秀当时对佛学研究与信仰之深，思想又消沉到什么程度。他称颂佛学是“千年绝学”，赞扬苏曼殊竭尽全力、满腔热情振兴将要失传的千年绝学，并且竟然认为被茧缚的众生和堕落得毫无生气的人性以及他自己，只有靠佛学来拯救（佛经上称喜玛拉雅山为雪山，是佛家圣地）。为此，苏曼殊决定像当年唐僧那样，“西谒梵士，审求梵学”。而陈独秀竟然也想跟他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当然，这只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实际上表示了他对苏曼殊的深厚情谊。但苏曼殊后来真的去过印度朝圣，为此还差一点命丧佛国。
据后来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向当时与陈、苏住在一起的邓仲纯了解，翻译《梵文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二人共同研究佛学的过程。何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在仲甫先生遗箧中，发见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迹很像仲甫的手笔。我就去问邓仲纯，他告诉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指邓——引者）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59]可见，陈与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对佛学的兴趣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境界，即使朋友“讨厌”“吵嘴”也不在乎，真是两匹不羁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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