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陈这时如此痴迷地信仰与研究佛学与参加亚洲和亲会有关，实际是和亲会活动的一部分。和亲会约章规定：“振武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即把佛教、孔教、道教，视为拯教东方各国社会道德的祖传药方。为此，他们曾成立“梵学会”和拟建“梵文书藏”。但是，这种事毕竟应者寥寥而卒不成。
与其他大教一样，佛教是一门广大精深的哲学，有许多善行道德的教诲，但它的核心是因果报应论，要求广大受苦者对人间恶行采取忍受和献身精神，导致人们对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奋斗、对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是消极与冷漠，苟且偷生。
这里就可以探讨为什么1905年以前陈独秀积极参加革命组织、领导安徽拒俄运动，成为江淮地区的革命领袖；而在以后，同盟会领导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陈独秀却非但不参加同盟会，而且思想消沉、彷徨的原因了：一是受了上述佛学中消极退忍思想的影响；二是如前述对同盟会纲领及骨干分子们“误解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单纯是一种（排满的）狭隘的种族革命”不认同；三是如前述对同盟会强调反满而不反帝国主义侵略不认同；四是对周围同盟会骨干分子反映出来的同盟会内部钩心斗角的矛盾有看法。如这两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章太炎、张继、刘光汉三人。章由于原是光复会发起人、发表大量极端的仇满言论、博学的国学基础（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和星期日讲习班，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都曾受业）、《苏报》案的影响和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领导与保皇派的论战等，当时在革命派中的影响之大不亚于孙中山。但是，在革命战略和策略上，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他和张继、刘光汉都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如对待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出于利用矛盾的考虑，不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孙中山提倡民主立宪，他们反对任何立宪；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发展实业”，刘光汉主张农民群众自发行动，“杀尽资本家”；等等。章太炎还为《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大相龃龉。他们把这些矛盾公开暴露出来，攻击孙中山，甚至酝酿改组同盟会。至1909年章太炎终于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任会长，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刘光汉则心术不正，竟从极左而变为叛徒。他不仅反对孙中山，继又与章太炎、陶成章闹翻，与革命党人关系全面恶化，并挑拨同盟会内部各派常起纠纷，进而提议改组同盟会总部，妄图夺取干事职权。而此议遭到拒绝后，他竟萌生异志。1908年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为了分化革命党，派人到东京用官职金钱暗中收买同盟会会员。刘光汉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权（均为同盟会会员）三人随即变节，成为密探，后来干了不少坏事。陈独秀为人正派，光明磊落，虽然当时不知这些人后来堕落到那种地步，但对他们的为人和活动，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因此1910年他写《存殁六绝句》怀念最亲密的十二位朋友中，没有章、张、刘三人。同时也因此影响到他对同盟会这个组织的看法，使他不愿意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
自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借用冯自由评没有参加同盟会的徐锡麟的话：他“与孙中山一系人在人事关系思想气质方面都有相当距离，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又他们均具‘志大心雄，不依人成事’的独立性格”。[60]
但是，说陈独秀对佛学的信仰，绝没有达到信徒迷信的程度，只是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似乎更正确些。正因为他对它有如此深的研究，才在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能对佛教对中国国民性的危害给予深刻的批判。
陈独秀、苏曼殊的友谊，可以说达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二人不仅合译《悲惨世界》，合译《梵文典》（陈独秀是帮助），共研佛学，还有字画合作。陈独秀对苏曼殊情谊深厚。如1906年，苏、陈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时与邓以蛰关系密切，有一次苏画一幅葬花图赠邓，请陈题字，陈写了一首五绝：“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年事，双燕语便便。”[61]曼殊也是个多情种，曾有“不爱英雄爱美人”的诗句。这年暑假，三人同去日本旅游，回国时，在船上闲聊。曼殊说到在日本与女友亲昵之事，陈、邓二人开玩笑，故意表示不信，逼得苏把女友的发饰等物给他俩看。之后，因不能与心爱之人长相守，曼殊把件件情物抛入海中，转身痛哭起来。陈独秀见此状，表示同情，又题诗一首：“身随番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62]1913年，陈独秀在上海回皖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前，巧遇因赴日本江户省亲路过上海的曼殊，陈又激动不已，给苏题诗一首：“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63]
苏曼殊对陈也是情深谊长，一分离就常作诗以寄托思念。如1909年1月时，苏与陈曾同住东京清寿馆，3月，二人又同迁江户，5月，苏返东京时作过《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诗一首，颇为真切：“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64]一个感到无限孤寂而对仲兄深深怀念的疯和尚的形象，多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陈独秀面前。从下一节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首陈独秀抒发孤寂之苦的诗作，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二人友谊之深，另一个因素，即感情上都是孤寂的两颗心，碰到了一起：惺惺惜惺惺。另如，1913年底，困居上海的苏曼殊又一次东行时巧遇陈独秀，这时反袁斗争失败，陈又在“静待饿死”，苏只得匆匆离去，又作诗《东行别仲兄》诗曰：“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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