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主张，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民俗，在《安徽俗话报》和孙毓筠督皖时期，陈独秀都大力提倡并望实行，现在终于得到可以实施的机会，陈独秀当然踌躇满志，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施展抱负、改造社会最得意的时期。虽然只是在一省的范围内，并且只有一年的时间，与他期望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毕竟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柏文蔚虽是都督，但因是武将重在军事，全局的综合治理主要靠陈独秀等人。柏尤其对陈十分信任，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他在《五十年大事记》[100]手稿本中说：
最可异者，中山先生但听落伍者之谗言，颇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实作去，一面求吾皖内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国。如此机要，只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相与计议，其他即多年之患难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盖因权利冲突，恐其泄露告密也。
《民立报》则说，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陈独秀，是因为陈“学识优长，宗旨纯一”，意为德才兼备，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亲时，甚至把安徽民政长（相当于省长）事宜委托给了陈独秀。陈一度为一省之首。为澄清吏治，缩减编制，皖省决定这年4月1日起，军民分治，对都督府与行政公署进行改组。[101]看来，陈独秀又在为参与执政以后的改革大业呕心沥血了，并有“日理万机”之感。不过，这次似乎比在孙毓筠任内遇到的内部阻力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较好，在紧张的工作中，不乏浪漫与洒脱。如当时在安徽高等学堂教课的苏曼殊致邓庆初的信中谈到，他常去陈独秀处，唯仲兄忙极，又好讲笑话。当时由应溥泉安排与陈独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忆说：
我在安庆最初的一个月中，因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里，几乎每日必见一次或两次。他与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楼上，我居楼下客房中。我到安庆的次晨，应（溥泉）先生见他（独秀）下楼赴署办公的时候，即为我作介绍。他长方的脸，不高不低的身子，声音响亮，脚步疾速，一见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识，能说能行的能干人。那日黄昏他归家时，特来与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书，即问我道：“周先生，你有没有阅过江浦儿（即英国人之别名）和他的岛（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书？”我答道：“没有。”他道：“你快去买来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书馆，嘱他们向外洋代购一册。后来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讽刺英国的书；英国所有的风华人情，皆加以特异之见介。英国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发笑。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约九点之后。一觉忽醒来，听得唱声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无锣鼓声。我自忖道：“这是什么呀？”半夜三更，为什么大弹大唱？难道邻家做寿唱堂会么？再仔细一听——都是女人声，都是烂污京调。次晨早餐时，溥泉先生默默告诉我：“昨天夜里，他（指独秀）请客，唱戏的都是班子中唤来的伎女。”[102]（这里的伎女，是指卖艺的歌伎——引者注）
讨袁革命失败时差一点丧命
不过，内部阻力虽小，外部的压迫却逐步加大了。柏文蔚这次赴宁省亲，实际与国民党激进派计议反袁，进行第二次革命，企图保持革命成果。因为，袁世凯夺取大总统后，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误以为民国已成，以后可以专心于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同盟会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更是醉心于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主张两大政党的和平竞争，限制总统的个人独裁。为此，他竭力推动同盟会改组成一大党，并在1912年7月21日同盟会选举大会上，当选为总务主任，实际主持全会工作。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分任财政、政事主任。随后，8月25日，同盟会与另外四个政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在这年年底到1913年3月上旬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对亲袁政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胜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因此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恐慌，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孙中山彻底醒悟，决定发动第二次革命讨袁。于是，在4月中下旬于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柏文蔚、陈独秀积极响应，决定由柏以赴南京省亲为名，密赴上海参加此皖、赣、粤、湘、闽五省代表举行的会议。
会上，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柏文蔚、李烈钧的坚决支持。柏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稳健派首领黄兴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京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103]实际上，他们主张法律解决。因此，这次会议仅议定进行反袁准备。由此看到，在当时全国形势中，柏文蔚、陈独秀主持的安徽省在反袁斗争上，一开始就站在最前线。而且，正是在柏文蔚赴上海开会期间，陈独秀主持的安徽，因袁世凯为镇压革命党而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外债2500万英镑，以柏文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战斗性极强的讨袁檄文：
政府借款，不由议院议定之通过，无论君主共和，凡世界立宪国均无此例。民国宪法未颁布以前，临时约法当然有效，曾经大总统三令五申，全国人民共闻共晓，借款必由参议院决定，明载约法，中外皆知。宪法未颁以前，今参议院，其职权与前无异。国家一日无法，则人民一日无命。不图政府竟与五国银行秘借二千五百万英镑，未经议院通过，径与签约，人民闻之，无不喘汗相告。宋案证据内，有政府发给资助杀人之语。兹复当政府交替之时，蔑视议会，秘借巨款，不明用途，即平日谨言守法之人，莫不闻之痛心，言之发指。万恳大总统为国法计，为人心计，立罢前议，以解天下之疑，则国家幸甚。一俟正式政府成立，指明用途，国会议决，借款之事非不可行。文蔚虽愚，素不敢持迂阔之论，阻止不计也。若政府今日之所办，誓死以为不可，临电忧愤，敢负罪言。[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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