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孟邹听了陈独秀的话并且受了他的帮助，到上海开了一家名为“亚东图书馆”的书店，主要经销新式图书，同时又是一个出版社，出版新式图书。讨袁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上海，就利用这个关系，结合自己的知识和兴趣为其编写书籍。
陈独秀绝顶聪明，学识功底又很深，所以，才花几个月工夫，在1913年冬，他就写出一部文字学书稿《字义类例》。此书内容共分十类：假借、通用、引申、反训、增益、俗误、辨伪、异同、正俗、类似，类后有目，目下举例。
正如王森然所论，陈独秀作论写书，必有创意，绝不无病呻吟，更不人云亦云。对于这本《字义类例》，他在自序中谦虚地说：“这本书是我于民国二年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时做的，其中只有解释假借有点特殊的意见，要求读者加以注意！”“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底渊源，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我所以允许亚东主人将他出版。”[118]识者的评价更高一些，说其各目的举例“极为详明，而对于假借，尤其有特殊的意见，以近世视假借通用为同实异名，故或称通假，陈氏则以造字之假借，为六书之专名，用字之假借属之通用，而别之为两类。识字，为读字之初步，工夫似最浅近，翻阅是书，知真正识字，亦复不易也”。[119]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近代学问重在分析”，分析就是独立思考，就是寻找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创造发明，推动世界不断前进。这是他抓住的人生真谛，不仅仅是做学问，进行政治改革，参加革命斗争，亦是如此。这是与提倡死记硬背、独尊儒术的八股传统根本对立的。
如前所述，陈独秀当时还编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从1922年《新青年》上刊登的广告看到，陈独秀对这本书也是下了很大工夫，并把自己学习研究英文的心得“糅合”其中，使其成为一部有特色的英文教科书，而绝不是为了挣点编辑费的抄袭之作。而且，他能编教科书，说明他的英文水平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还表明他的文字学研究对象，不仅是中国文字，还包括外国文字。后来我们还知道，外国文字中，他不仅对英文有研究，还对法文、拉丁文、世界语有兴趣。广告上还说第一、二册定价每册五角，第三、四册“在编著中”。以每册五角算，全册为二元。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月薪才八元，看来这部书不便宜。可是，据汪孟邹说：这部书也就出了两册，因为生意不好，第三、四册不仅没有出版，而且，陈独秀也没有“编著”完成。陈独秀当时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解释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120]
《字义类例》直到1925年才出版，《模范英文教本》的命运又是这样，那么，靠编辑为生的陈独秀全家（包括高君曼及两个儿女——1912年生的陈子美和1914年生的陈哲民即陈鹤年），自然就断绝了生机，只能“静待饿死”了。
困厄中的思索 搅得周天寒彻
章士钊是了解并看重陈独秀的才识的，绝不会让这位天才“饿死”。于是，当陈独秀请他觅一世界语教科书，“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时，1914年5月，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请陈独秀襄助，继《国民日日报》后，二人再度合作。
《甲寅》是宣传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政论性月刊。郑超麟说：“《新民丛报》以后，《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响最大了。”[121]11年后，章士钊追论当时创办杂志用意，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某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轫之杂志。”可见，这是袁世凯反动统治下一种在野党刊物，但不是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而是站在中华革命党右边的黄兴支持的刊物，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黄兴参加了筹备工作。章士钊后来讲杂志起名时说：“与克强（即黄兴）议名，连不得当，愚介以其岁牒之，即名《甲寅》，当时莫不骇诧，以愚实主是志，名终得立。”[122]说它是梁启超《新民丛报》之后，陈独秀《新青年》以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不仅因为它的文章倾动一时，而且其文体亦成风气。胡适称之为“甲寅派”或“政论文学”，并借用别人的话称赞它是“集‘逻辑文字’之大成”；“政论的文章到这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了”。[123]《新青年》也称其“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说理精辟，其真直当为当世独一无偶”。[124]但郑超麟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认为：无论就主张说，就文体说，就文字力量说，这杂志都可以盖上“章士钊”印记。
笔者说这次是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再度合作，也只是从工作上说而已。陈既不是此志经费的提供者，也不是共同创办时的“社友”，而且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和主张上，有些相同的同时，又有深刻的不同。
同者，二人都认为国家在袁世凯的罪恶统治下，形势岌岌可危，人民生计断绝，必须推翻袁世凯才有出路。在1914年6月出版的《甲寅》杂志上，章士钊公布的上述陈独秀“静待饿死”信中，陈独秀还说：“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这是猛烈抨击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大大地倒退了。又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这是悲愤控诉在袁世凯统治下，不只是他个人“静待饿死”，而是整个民族“生机断绝”。这些话，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罪恶是多么尖锐深刻的揭露呵！所以，章士钊在公布这封信时写的按语中激动地说：“捧书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应公诸读者，然以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所以，陈独秀在《双枰记叙》中说：“烂柯山人（章士钊——引者）尝以纯白书生自励，予亦以此许之。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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