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者，章士钊一贯注重上层政制的改革，主张民主制，反对君主制；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联邦制，反对总统制；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等，相信执政者能“有容”，择贤“用才”，“调和立国”。陈独秀则认为中国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必须要有一场彻底的革命。但是，如何来进行这场革命，他当时还没有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那是一句反话，意思是在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比做西方文明国家的殖民地还要黑暗。章士钊不解其意，说他“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不过，从国家与社会的变革道路上说，二人的差别也正在于此，即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依靠上层改革与依靠人民革命之不同。这说明二人的分歧在此已经显露。终于，在《甲寅》出了四期，1914年8月后移到上海出版时，陈独秀早期与章士钊合作革命的“蜜月期”结束了。二人从此分道扬镳，后来竟然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钊不仅拥护北洋军阀的统治，还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长，参与了对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为此，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与他绝交。不过章士钊的“有容”倒是十分彻底，尽管陈独秀对他如此划清界限，他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而被捕后，却自告奋勇地要求为陈做辩护律师。于是，在法庭上，当他按自己的思想风格进行辩护时，发生了被告否定自己律师辩词的怪事，一时传为陈独秀的佳话。缓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等基本分歧，二人一直持续终身。
所以，章士钊后来叹道：“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而第一人就是陈独秀。[126]他说陈独秀“因皖中贤士汪铸希颜葛襄温仲识之，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人”。[127]正因为如此，陈独秀1914年在《生机》那封信中写尽的“社会状态”，即使是当时“执笔终日的第一号政论家”章士钊也是不能言的。而更令章士钊和当时整个舆论界瞠目结舌的是，陈独秀在《甲寅》第4期上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的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是作者十几年来为救国和革命奔波不断受挫后的初步总结，在当时思想界的激烈争论（改良与革命、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激进与缓进）中，是陈独秀独辟蹊径，独具慧眼，鹤立鸡群的又一次表现。他批评了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中国人的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
陈独秀这个思想的中心观点是“近代国家观”。这个观点，在1914年9月陈独秀于日本江户为章士钊以烂柯山人笔名写的小说《双枰记》所作的序中，已有酝酿。小说以他们二人亲密的朋友何靡施（即梅士）经历及最后自杀为原型，表现了国家与人民、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无情地鞭笞了专横的国家政治与社会习惯对人民与个人自由权利的摧残；宣称：“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128]
中国几千年的“爱国传统”是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对皇帝的“忠”高于一切，人民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要为社会（宗族制度）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陈独秀现在要把它翻过来：团体要为个体维持权利，否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这又是与他给章士钊那封信中说的“国人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牢骚话，相呼应的。顺着这个思想，他继续探索下去，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然不是让“外人分割”，而团体——国家和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关键是人，中国人的素质，转了一圈，又回来，还是他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提出的那个命题：“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在当时陷于革命连连失败、政治黑暗的境遇中，思想是十分悲观的。他在《双枰记》序言中，借着何靡施自杀这个情节，想起这几年在奋斗中牺牲或自杀的另几位战友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等，在无限悲痛的同时，对今人的麻木与堕落，十分感叹。他说：“十年前中国民党之零丁孤苦，岂不更甚于今日”，但他们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但“国人已忘其教训”。他还自责说：“即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此实民族衰弱之征”。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国民性质”“民族衰弱”的问题呢？当年，他没有找到答案，现在，他又有了十年的经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了。于是，他就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129]
文章开宗明义：“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但是，“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接着，文章以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所以，“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其蔽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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