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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11)

  第一,他(陈独秀)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人家谈法理,论政制,他则要超出法理政制以上;人家始终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他则认为必须敢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话。此时,这话虽然私人谈论时十人八九不以为怪,但出版物的编辑人究竟不愿意发表出来的。

  第二,他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他的老朋友(郑后来对笔者说是汪孟邹)还记得,甲寅年他就有办杂志的意思。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杂志终于成功。这就是有名的《新青年》。[133]

  郑先生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陈独秀认为对于那十几封信的“诘问斥责”和章士钊、李大钊的文章的回答,不是一两封信可以解决的;同时,这类问题,也不是靠文字和话语可以释疑的,更不是如梁启超所说,一个“二十一条”事件,十之八九的人,已经觉悟到了;而是要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更要掀起一场规模浩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性质。这才是陈独秀要自己办杂志的根本理由。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基本上是辅助别人行动,如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所述:“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仲甫)先生却象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134]但是,倒袁以后的陈独秀,不再是“鲁肃”(别人的助手和秘书),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

  * * *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册,中华书局,1981,第62页。

  [2]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3] 蔡元培:《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4] 参见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5] 《吴樾狙击五大臣后倪嗣冲上袁世凯密禀》,该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69,第588页。

  [6] 如邹鲁的《吴樾烈士历史》、冯自由的《炸清五大臣者吴樾》、章士钊的《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等,都是如此。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中之《吴樾》亦未脱此窠臼。

  [7]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8]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9] 潘与吴樾是桐城同乡,1902年留学日本警察科,毕业回国后,清政府授予花翎知府衔,但他暗中与陈独秀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10]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11]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2]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79页。

  [13]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4] 《赵声遗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第1391页。

  [15] 吴樾:《与同志某君书》,《暗杀时代》附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6] 曹亚伯:《杨笃生蹈海》,《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曹是杨的挚友。

  [17]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18]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19] 吴樾:《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1906年4月。

  [20]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1]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2] 《蔡元培在吴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词》,《追悼吴烈士大会纪念册》1912年3月。

  [23]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附言,《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

  [24]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25] 《双秤记叙》,《甲寅》第1卷第4号。刊登在烂柯山人著的《双枰记》内,没有署名,但“叙”(即序)文一开始引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诗中纪念何梅士一句诗后称“此予辛亥年春居临安时所作《存殁六绝句》之一也”。可见此序是陈独秀所作。

  [26] 田桐:《革命闲话》,《党史史料丛刊》第4期,1945年。

  [27] 陈独秀:《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28] 《安徽俗话报》第2期,1904年4月30日。

  [29] 李则刚:《安徽历史辑要》,油印稿。

  [30] 高语罕:《百花亭畔》,亚东图书馆,1933,第35页。

  [31] 《安徽俗话报》第17期。按其半月刊时间安排,该刊第16、17期应是1904年12月出版,可能是陈独秀主持迁校事宜缘故,在该刊第19期《本报告白》中,说第16期拖到1905年3月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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