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沙用较多篇幅阐述孔儒的历史面目及其不足，指出：“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大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但是，“秦始皇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祀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进而，易文在揭破“中国二千余年尊孔大秘密”之后，详细论述儒学自身的问题，驳斥了“以孔子一家之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教，指出：“孔子之学只能渭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21]
易白沙如此评论孔子，似乎更能为广大中间派人士所接受。
但是，必须指出，如城门失火，殃及鱼池那样，任何革命在摧毁旧事物的时候，总会发生一些偏颇的现象，那些不该否定的东西，在革命过后，也早晚会重新树立起来。然而，要革命在“保证不发生偏差”的情况下才能爆发，却是可笑的，因此总是指责革命的偏颇，指责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错误也是可笑的。
所以，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绝对化”，笔者同意陈金川先生的评议：对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战士而言，当时“反传统”是有特定含义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顽固的封建传统。因为当时正值民国初创之际，封建余孽和封建幽灵仍在四处猖獗地活动，成为阻挠民主、科学精神传播的最大障碍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协地与旧的传统势力彻底决裂并全力铲除它，才能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学精神的确立扫清障碍。所以说，陈独秀的这种反传统主义不仅具有唤醒民众的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而且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当时个别新文化战士提出过废除汉字、取消中医、改良种族之类的过激观点，但有这种主张的人也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种反封建的急躁情绪的随意发泄和矫枉过正的激将法而已。陈独秀本人并不赞成废除汉字，只是主张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虽然他提倡白话文，但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格律诗词的艺术价值；虽然无情抨击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但对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当之尊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骂倒。这些都充分表明，当时陈独秀的反传统主义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总是貌似“辩证”地挑剔其中全盘否定封建传统所犯的“绝对化毛病”，其实这是最缺乏辩证眼光的庸人之见。如果对当时为害甚烈的阻挠社会进步的封建传统，也持“公允”的、“一分为二”的含糊态度，还有五四精神和开启中国现代化大门的新文化运动吗？！是否可以这样讲，在当时条件下，这种“绝对化毛病”是为了彻底反封建而在认识论上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片面性，就没有新文化运动。[2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人们总想折中、平稳地发展，但客观事物和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自然，作为历史反思，我们应该在以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尽量减少矫枉过正带来的负面影响。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出“总司令”
按照鲁迅的感觉，初期的《新青年》（主要是上海时期再加到北京后的初期）和陈独秀是寂寞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形成“运动”（这是细分而言，总体来说，所谓“新文化运动”，当然从1915年《青年》创刊就开始了）。走出寂寞，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的转折点，是《新青年》移到北京，而关键性的人物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这位曾受过清王朝恩宠的翰林大学士，早就是清王朝的背叛者，他曾是光复会的创始人，1905年还曾一度与陈独秀等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辛亥革命时，他在孙中山民国政府中任教育总长。失败后，赴欧洲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坚定民主政治的同时，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产生浓厚兴趣，树立起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一国立国之本，教育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的强弱兴衰。西方一些国家所以先进强盛，都是由于教育发达，因而，国民文化素质高，人才辈出，科学昌明。而中国所以落后，是由于教育不发达，因而，国民文化素质低下，人才奇缺，科学不昌明。1916年9月，他还在法国时，即收到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为他施展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提供了机会。当他回到上海时，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对他去北大这个是非之地，他却回答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23]可见其教育救国思想之坚定。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翻开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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