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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17)

  敬告青年(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陈独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一涵)

  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本卷一号)(高一涵)

  抵抗力(陈独秀)

  民约与邦本(高一涵)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本卷二号)(高一涵)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高一涵)

  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高一涵)

  一九一六年(陈独秀)

  我(易白沙)

  自治与自由(高一涵)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奇故事。李大钊相识高一涵,就是通过《新青年》:“守常读《新青年》,见余文,知在东京,访问半年余,终无人见告。迨帝制事起,东京有留学生总会之组织,守常见留学生总会中有余名,转辗询问,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钊名片上楼,余览片竟不知为何许人。及接谈,始知守常已访余半年矣,此为余与守常相见之始。因纵谈国事,所见无不合,遂相交。”[17]

  因为这个缘故,1917年8月,陈独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钊一起请进了《新青年》编辑部,开创了后来“南陈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说高一涵注重引进西方民主思想,那么四川的吴虞则注重批判儒家伦理与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这一新文化运动中最富战斗力的口号,就是吴虞提出来的,所以胡适称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伦理革命中,高与吴二人可谓是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陈独秀对于吴虞文章的赞赏,如同《新青年》第1卷中对高一涵的文章一样,在1917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6号以后的连续五期,吴虞的文章都排在陈独秀后面的第二篇的位置: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

  对德外交(陈独秀)

  读荀子书后(吴虞)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陈独秀)

  消极革命之老庄(吴虞)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陈独秀)

  礼论(吴虞)

  时局杂感(陈独秀)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

  下一期即第3卷第5号,只在中间插了一篇刘半农的文章:

  近代西洋教育(陈独秀)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刘半农)

  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吴虞)

  截止到1922年,即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中,如以上这样编排高一涵、吴虞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表明了高、吴二人在陈独秀心目中的地位。

  陈独秀所以如此安排吴虞的文章,是由于当时吴虞给陈的一封信引起的。信中说1906年吴游日本时曾作诗数首,“注中多‘非儒’之说”。归国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对照研究西方孟德斯鸠等人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十年以来,粗有所见”,写了以上诸篇,并在投登《甲寅》的《辛亥杂诗》中,发表了“非儒”心得。吴虞认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信中又说道,这些“非儒”文章,由于内务部朱启钤电令封禁,“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尘清监,教之为幸。”[18]

  陈独秀接读此文,如同又得一知音,当然十分激动,回信说:早“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指《辛亥杂诗》——引者),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并表示:尊著倘全数寄赐,载于《青年》,“嘉惠后学,诚盛事也”。接着,陈独秀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与吴同样的“非儒”观点:“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最后,他对吴虞的文章寄予极高的期望:“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教之为幸,瞻仰弗及我劳如何!”[19]

  由于吴虞与陈独秀以上的关系,1919年,吴虞也被邀请到北大任教。

  易白沙是跟随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助其创办《青年》的主要帮手。在《新青年》的上海时期,他写的批判儒家伦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上述吴虞给陈独秀的那封信中说“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从而引发他寄“非儒”诸篇的,具体是指易白沙的《孔子平议》。

  易白沙对诸子百家都有较深的研究,批评中肯,也比较平允,所以他用了《孔子平议》的标题。这在当时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文化派比较偏激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可贵,对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击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保护。文章说:“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20]

  众所周知,这里说的第一端,即是当时陈独秀非儒给保守派的口实,也是后来评论新文化运动的一般学者,在肯定新文化运动成绩后,总要说上的几句话。虽然陈独秀一再申明,他所批判的一是儒家伦理学说对国民素质的毒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适合现代生活,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相反,他对儒家学说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化时期的历史进步作用、它的反宗教鬼神思想、它的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等,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是注意到了的。但是,人们无视这些,硬说陈和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全盘否定儒家学说,显然偏颇。这里除了这些批评者自己偏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为了推动伦理革命,陈独秀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放在孔子学说消极面上,而不可能同时去花许多精力阐发儒家学说的积极面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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