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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20)

  巧的是,几乎与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同时,陈在蔡不知道的情况下,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以“记者”笔名,发表了两篇蔡元培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的演说。而这期的第一篇即主打文章,恰是陈独秀的《再论孔教问题》,二人观点完全一致。并且这期通信中还有一读者建议邀请蔡元培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从此,蔡元培也与《新青年》发生密切关系,不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动上也支持,如蔡改革北大的一个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说”,就首发在《新青年》这年8月号上。次年5月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有关“大学改制”的文章。11月欧战结束时的那一期《新青年》上,竟然发了蔡三篇文章与演说。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新觉悟的《劳工神圣》。

  这个事实表明,蔡元培与陈独秀的结合,不仅有历史情结,还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是互为影响,共同进步的。

  就这样,蔡元培不拘一格聘人才,教育部“品学兼优”随声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此举在中国近代史上意味着什么!他们请出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悟空。从此,沉睡数千年的旧中国,再也不得安宁。

  陈独秀也是一个爽快人,回沪后,安排一下妻儿,只身就来北京。因为本来是来试干三个月的,没有长远打算,也就不必迁家来京了。由于《新青年》带到北京,他的编辑部和住宅也就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没有重点,蔡元培到校后,重点扩充文理两科。于是,文科学长陈独秀与理科学长夏元瑮地位突出,从上文那张薪金表上即可看出。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与文科教员接触后,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态度和学识水平。陈独秀就把志同道合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请进了《新青年》编辑部。后来,又陆续增加归国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钊、高一涵、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阵营。于是,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编辑部会议,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一、“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31]二、“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32]并从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总负责依然是陈独秀。

  这样,《新青年》就由一人刊物,转变为多人编撰的同人刊物;编辑成员也不负众望,结合自己之特长,发出一篇篇批判旧文化、扶持新文化的战斗檄文,形成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新文化运动也由一人一刊为中心,变成一校一刊为中心,迅速向全国思想舆论界辐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个新文化运动阵营是怎样形成的?即这些“干将”是怎样陆续团结到陈独秀身边的?简单的情况是这样的。

  1917年7月,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任图书馆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钊又兼文科教授。

  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推荐下,在美国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胡适,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

  9月,1916年进北大给沈兼士代课的钱玄同,任文科教授,热烈支持陈独秀的文化运动主张,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

  同时,1916年在上海就投稿《新青年》的刘半农,进入北大文科预科任国文教授,热情投入新文化运动。

  1917年4月,鲁迅之弟周作人进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国史编纂处编纂员,不仅勤于译写,而且是陈独秀与鲁迅之间的牵线人。陈知道鲁的才华后,即派周作人或钱玄同多次前去启发尚处于极度悲观中的鲁迅,并一次次约稿、催稿。于是鲁迅“一发不可收”,写出了一篇篇代表文学革命实绩的文章——《狂人日记》、《呐喊》……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学巨匠,据他自己说,首先应归功于不让他在“铁屋子”中等待死亡的“先驱者”、“主将”——陈独秀。

  1917年,鲁迅在政府教育部任职,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1920年夏,兼职北大教授。

  此外,这时在北大教员中,成为陈独秀志同道合、共同为新文化运动奋斗的好友,还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后任武汉大学校长)、朱家骅(后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去台后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法科的陶孟和、高一涵,可以说网罗了北大各科的优秀人才。在陈独秀周围,这个“新文化运动阵营”,真是人才济济,高朋满座。所以说,陈独秀在当时能领导起这样一个在全国轰轰烈烈、至今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偶然的。

  自然,按照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在北大也有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对立的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等。他们的存在和斗争,非但没有阻碍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显示出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盛况。冯友兰说:斗争是有的,“但只有文斗,没有武斗”。学生中也有左、中、右之分,并各有杂志,相应为《新潮》、《国民》、《国故》,并且都发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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