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陈独秀于1917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
文学革命中的“黄金搭档”
就促进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而言，新文化运动最有深远影响，获得实际成果最多的是文学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变革，以及使用标点符号（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国各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各省教育厅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等，使中国在文字语言和文学以及书写与印刷格式上，率先跨入近代化的大门。其影响之深刻，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还这样说：当时我们“听他（陈独秀——引者）说要用白话文，文章要用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
关于文学革命，人们总是说是胡适先提出“文学改良”，陈独秀才把它上升到“文学革命”。其实，“文学革命”这个词也是由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序幕也是由胡适拉开的。早在1914年，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律诗时就发现，“排律”并非古诗一贯本性，它可能起于排偶之赋。对偶之入诗，初仅偶一用之，自汉伊始，入晋成风，“贤如渊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诗佳处都不在排”。如此对古诗排律特性的否定，的确是他的独到见解。因此，他主张“有心人”当“以历史眼光求律诗之源流沿革”，推动吾国文学史的进步，流露出要打破这中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堡垒——排律诗的传统，创作白话诗、白话文的最初意向。同时，他自己创设了标点符号释例，尝试白话文的写作。而他对白话文的研究，却受了一个怪人的激发。
那是1915年，胡适作为“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已经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他每月应得的费用，均由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的钟文鳌先生寄出。这位钟先生可能在美国的时间长了，受传教士和国内革命的影响，有一个怪行为，常利用发支票的机会，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胡适从信中取出支票时，总发现里面夹着些小传单，上面印着类似现在公益广告这样的文字：“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等等。
胡适当时少年气盛，对这样的说教很厌恶。有一次，他接信后，以下犯上斥责钟先生：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但是，信发出后，胡适自觉有些莽撞了：既然训斥钟先生不够资格谈论这个问题，难道自己就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了吗？这“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才是。[33]恰好，这一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股的委员，于是便与学友赵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国文字的问题”。8月26日，他写成《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了古文的文字是“半死的文字”，白话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观念。接着，他在与几位同学好友的交往中，都纷纷作诗相送，并讨论起文学来。他答赠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的诗都是白话诗，而且在诗中甚至明确提出“诗国革命”和“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答任鸿隽的诗曰：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34]
胡适在给梅光迪的诗中甚至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蜚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35]
胡适在此诗自跋中称：“此种诗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招来者。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36]可见，文学革命的确起始于胡适。
但是，胡适关于白话诗文和文学革命的主张，遭到了周围几乎所有好友的反对。包括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等。杨、朱甚至这样说：“兄于文学界能自树一帜，本为弟所倾慕。但愿勿误入歧途，则同志幸甚！中国文学幸甚！”[37]
胡适不为所动，坚持他的研究工作。4月5日，写出《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中非创见也。”以韵文为例，由三百篇变而为骚；又变为五七言古诗；赋而变为骈文；古诗而变为律诗；诗又变为词；词又变为曲，变为剧本，已经过六次革命。“文亦遭几许革命矣。”由先秦诸子到汉代之文，由韩愈的“复古”散文到宋代的语录体，到元代更出现了白话小说。针对梅光迪反对白话文、反对“俚俗文学”的尖锐批评，他特别强调：“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无可疑也。”可是，“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最后他惊呼：“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38]
这篇札记，已经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总目标是在创造“言文一致之语言”。这个目标后来被陈独秀接受并推动，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话诗对古诗的挑战、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标点符号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横向书写和排版、中国文学改革和国语化运动等，中国文字、文章、文学和语言能有今天这样的进步，首先应该归功于胡适和陈独秀当年的开创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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