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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27)

  八、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九、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

  十、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

  十一、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十三、印刷之体,宜分数种。

  从此内容看到,经钱玄同这样一规划,原来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胡适文学改良主张,扩张到书写、印刷、语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70]

  陈独秀见后表示:“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71]并很快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改革中试行推广。其中大多数都已成为我们今天的习惯,而在当时却具有何等重大的革命意义。

  但是,钱玄同也的确具有比陈独秀更多的书生气与感情用事的成分。有人说:“新文化运动诸人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反传统思想,但其顶尖人物则是钱玄同。”确实如此,以钱玄同提出的废除汉字主张而言,就成了当时和以后守旧派人士攻击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口实,也是使这个运动失去许多一般群众的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钱在读了陈独秀的“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的文章后,写信给陈表示:“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72]因为汉字是儒家伦理的载体,所以反孔也就必须废除汉字。

  这个逻辑也太形而上学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钱玄同只是当了首先说出的炮手而已,因为这个主张不仅是他信中提到的吴稚晖首先提出,陈独秀、刘叔雅、鲁迅(周豫才)也有这个意见。在给陈写这封信以前即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钱写道:“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吾亦甚然之。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

  因此,此信发表时,陈独秀附言表示赞成,甚至用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将来废除汉语亦是必然的趋势。他说:“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天难逃。惟仅废中国之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地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至于汉语,他认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将来“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73]

  可见,在当时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陈独秀的思想浪漫到什么程度!不过他毕竟已有较深的阅历,特别是他在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期进行改革失败的教训,在现实斗争中,他知道想的与说的、做的之间,应该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应该让遥远的将来可能实现的设想,来干扰当前的斗争。所以,他没有把文学革命引进废除汉字、废除汉语的死胡同,并且努力减少这种片面主张带来的负面影响。1918年8月,《新青年》公布的任鸿隽致胡适的信中,批评了钱玄同废灭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伤感)”。1919年1月5日,《时事新报》发表漫画,又讽刺钱的这个主张。7日,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给傅斯年的信,声称《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于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热心遂减去不少,等等,这些批评表明钱的这个主张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不止是保守派,中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难以接受了。陈独秀不得不出来声明:钱的主张是“用条石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同时,他也为钱的主张做了最大限度的辩护:“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74]

  至于中国文字的拼音化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家关注的重大问题。1927年以后,钱玄同进行反省时,对早年的激烈言论颇多后悔,但是,对提倡“国语罗马字”一事却始终坚持,并提议从汉字注音或改用罗马字拼音入手。陈独秀深以为然,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专心于此,写出了《中国文字拼音草案》一稿。

  从以上可看到,当时《新青年》同人中,对文学革命的大业无大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急进与缓行之别。陈独秀、钱玄同等确是把这当作革命来干,为达目的可以不讲究方法和手段,对旧的落后的东西疾恶如仇。而胡适等人主要视其为学理上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主张以充分说理取胜,行动上虽带有很多的书生气,但理性思考较浓。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对于顽固的保守派甚至当权的反动派来说,后者是无济于事的,但对于广大中间群众来说,前者不容易得到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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