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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28)

  如任鸿隽1918年9月5日致胡适信就认为,钱玄同、刘半农演的“王敬轩”双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他找张厚载写探讨文学改良的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对方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钱玄同对此却十分不满,回信说:张厚载的文章“实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骂胡适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狠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75]

  由于钱玄同以上文化革命的主张,比陈独秀还要激进,就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和阵营内部胡适等人的批评,所以这位被鲁迅称为“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很快就不干了,宣称“五年内不发一言”,深深地陷入到“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驰”了。1920~1921年到上海、广州的陈独秀与胡适等北京《新青年》编辑部同人分裂时,陈还想挽救,多次催促他们供稿,他们始终怠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声明说:“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一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76]这括号中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回敬胡适的。

  刘半农也是一个怪才。他四岁从父识字,六岁入塾,读到中学因爆发辛亥革命,学校停闭而辍学。以后凭着自学,对中外文学的研究颇有功底,先后受聘任上海《中华新报》、中华书局的编译员,从事翻译和创作。他发表的《玉簪花》、《髯侠复仇记》等言情小说,当时很有影响,受到陈独秀的注意。所以从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2号开始,除就为刘半农开辟《灵霞馆笔记》专栏,连续刊登他研究中外文学的心得。陈独秀进入北京大学后,就邀请他任北大预科教员。胡、陈发动文学革命,刘立即响应,先后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77],进一步全面阐述了对散文、韵文、诗歌、小说、戏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见,并有不少创见,弥补其他人的不足。如他赞成以白话文为正宗,但认为白话中应吸收文言的优点,同时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提高戏曲在文学中的地位,文章注意分段等,无论对旧文学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的建设,都保持着较清醒的头脑,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还勤奋做建设性的基础工作,如亲自用传统风格写了不少通俗小说、白话诗文,还征集大量民间歌谣。他写的白话诗、无韵诗,语言明快,内容进步,颇受群众欢迎,一度广为流传;数年内,他征集了几千首民间歌谣,经他亲自整理发表了140首,开创了民间文艺研究的先河。他还创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鲁迅的赞扬。鲁迅很喜欢这位战友,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尽管浅,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对比陈独秀与胡适讲究“韬略”来说,鲁迅更喜欢半农的“忠厚”,说:“半农却是令人不觉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78]

  这里所说的“大仗”,特别是指1918年《新青年》实行轮流编辑之后,3月15日,轮到刘半农编辑第4卷第3号时,为了刺激舆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与钱玄同商量后决定演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当保守派,给“《新青年》诸君子”写信,对文学革命提出种种责难;由刘半农出面作答,逐条进行批驳,嬉笑怒骂,激情喷发,并指名批判了顽固派首领林纾。此着果然在读者和保守派中激起很大反响,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也不多的寂寞处境。这一幕“固然近乎恶作剧,却是现代中国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79]缺点是过分渲染了反对者的“无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的裂痕。胡适本来就看不起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拿过学位更没有留学外国的刘半农,现在更不屑于这种不光明的手段。

  陈独秀处理这个事件也不够冷静。当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名义提出抗议,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时,陈独秀竟然这样回答:本志对于“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睛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80]这就太意气用事了,不仅刺激对方过度地反弹,也会失去中间群众的同情。如当时还在国外留学的张奚若给胡适的信中说:读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后,“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但因社会不能停滞不进,而且我们总是带有几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赞成之意多于反对之意”。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者们,说话“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他甚至说:“你老胡在他们这一党里算是顶顽固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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