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早在欧战结束前的1918年7月，他以特有的敏感认为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将有大变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现出要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态度。他以《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为题，开宗明义就纠正人们对《新青年》不谈政治方针的误解：“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都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19]
但是，陈的“同人”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1917年7月从美国回国在上海停留期间，“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20]看来，胡适是下了死心要走从文化着手改造国民性这个根本上救国的道路的。而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与他一致，但具体实践上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是二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当初胡适加入新文化阵营，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但是，现在陈要谈政治，却不是违背这个约定，为此，陈做了以上的解释。
11月14～16日，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北京各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28～30日，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演讲。在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蔡元培、李大钊、陶履恭三个人的演讲，他们开始注意俄国的十月革命对战争胜利的影响。蔡的演讲题就是《劳工神圣》，李是《庶民的胜利》，认为德国失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同期还发表李的《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高呼：“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胧意识到，将来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讲了什么，没有报道，同期却发表了陈的《克林德碑》一文，是检讨义和团用迷信和愚昧的方法反对八国联军入侵的。那是因为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封建迷信的色彩。特别是“政府当局的人……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开口一个礼教，闭口一个纲纪”；倾向共和与科学的新派人物，在代表专制迷信的旧人物看起来，“无非是叛逆，是异端邪说；所以时时刻刻想讨灭”。最后他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国民“到底是向那条道路而行才好呢？”[121]可见，陈独秀这时的思想还是文化启蒙与政治救国紧密结合的。表面上看，陈独秀是落后于蔡和李，但是，早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对大战的结局就有准确的预测，对我国国民从中应该吸收的“觉悟”就有深刻的论述。
当时中国一般人都有严重的“恐德症”，误料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与德国单独议和，从而增长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气焰，对中国与世界前途不利，所以对大战双方持“滑头中立”，以图协约国“败则苟免，胜则坐享其成”。陈却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以与德意志战，且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吾国民……自应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122]
从这篇文章和当时陈独秀的表现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陈独秀，思想还停留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认识上，即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人道主义战胜侵略主义。表面上看，陈对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识，不如李大钊甚至蔡元培那样敏感（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是李、蔡理想中的那样）。更有一般的学者持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把欧战结果说成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对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胜利是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但是，必须承认，陈的这个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然而由于历史的曲折性，这个插曲又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就以陈独秀本人和中国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也足以引领起一场爱国运动，同时，他的这种思想与即将成为新潮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互为融合、互为影响的。受历史曲折惯性的冲击，陈独秀这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所以，他能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把以上蔡、李的文章作为重点来处理，并不因为他坚持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而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采取排斥态度，而是欢迎。而且接着在4月份发表文章，对十月革命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23]这表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很快就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乃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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