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结束后的放假庆祝和演讲，“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胜利”、“劳工神圣”思潮的流行，极大地调动起中国人民爱国救国的热情。当时报载：北京“商民闻此佳信，笑逐颜开，鼓掌欢舞，遂纷纷高揭国旗，张灯结彩，五光十色，辉煌耀目，全城街市，顿呈一种兴高采烈之景况”。[124]“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125]特别是青年学生界，更是反应强烈。直到12月上旬，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连续举行演讲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校男女三万余人”。[126]11月30日下午，还举行了学界提灯大游行。住在天安门附近箭杆胡同里的陈独秀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股爱国热情，认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要有另一个刊物更有力地推动形势的发展。
11月27日下午，陈独秀在文科学长办公室召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协商决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每周评论》。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阐明本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提出两大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接着，在29日出版的第2号中，他又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27]——这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两个基本要求：反帝和反封建。虽然在具体革命道路上，他不可能提出正确的设想，甚至还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寄予幻想，被威氏的一些漂亮言辞所迷惑，以为他会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但在当时能像陈独秀那样高瞻远瞩、提纲挈领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没有第二个人。如在1918年5月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后、1919年1月在学生救国会基础上成立的国民社，虽是京、津、沪三地爱国学生组成，但由于不能提出这样的纲领，还因为不重视已经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其《国民》杂志还一律采用文言文，所以在社会和青年中的影响不大。
领导后来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旗，就在《每周评论》创刊这一天树立起来了。而且，最为可贵的是，此刊一开始就把言论主题锁定在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即收回原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的权利，实现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夺回权利的胜利。形势强于人。由于此刊由陈独秀主编，包括胡适、鲁迅等《新青年》同人都陆续参加进来，编辑工作又继续贯彻新文化运动的方针，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与政治隔离的纯粹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尽管如胡适和新潮社的骨干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后来在口头上还坚持新文化运动“不问政治”的方向，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还是被迫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大潮。
1919年1月19日，关于国内斗争，陈独秀又提出更具体的目标，即“除三害”——军人、官僚、政客，即当时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具体的斗争方式是“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和“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这显然是总结了他早年参与并领导的拒俄运动和1918年的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斗争的经验。
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虽然在《新青年》的启蒙和示范下，各地学生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团体和刊物。如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28]但《每周评论》创刊后，学生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蒙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129]——这种情况自然有利于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学生运动发挥指导作用。
2月9日，当巴黎和会表现出欺侮中国和弱小国家的态势时，陈立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揭开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斥问和会“由五个强国秘密包办”，“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公理何在？”；更对威尔逊幻想破灭：“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可以叫他做威大炮。”似这样爱国激愤的情绪，自然对国民特别是爱国学生产生极大的感染力，起到了调动他们斗争积极性的作用。
随着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着着失败，和《每周评论》以及其他报刊的宣传鼓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首先起来的是那些三年来直接受《新青年》启蒙的青年学生。早在1月27日，中国代表首次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时，日本代表就以中日间已有密约为由，予以驳回。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还奉命到中国外交部施压，指斥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5日，北京大学学生闻讯后，即在与陈独秀的箭杆胡同住宅仅有一墙之隔的北河沿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对日本代表在和会上的横蛮态度以及小幡公使的无理质询，表示严重抗议。会上，还推举干事十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拍电报给和会的中国代表，“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陈独秀立即把这条消息，刊登在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8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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