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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46)

  陈独秀是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的人。他只痛恨无理的强权与谣言,而不怕与保守派对立,并认为社会发展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对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地发展的。他在那封因被捕入狱而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信中说过以下一些极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话:

  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引者)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革新派对于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时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

  接着,他对“儒家孔学”,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我对于学术外延内含的观念,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纲常伦理,只是孔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他们本分以内价值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此处所谓价值的存在,乃指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言,至于在现社会上适用的价值乃别一问题)。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底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样专制办法为然。本志(即《新青年》——引者)攻击孔教,除不适现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种理由。[166]

  谣言止于智者。在陈独秀被谣言中伤而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在一些“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时候,胡适这位智者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险恶用心,而拒绝信谣传谣。他后来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利用也”;责问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他还疑心是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汤尔和不察,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他认为,若无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独秀后来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为此,他对汤尔和非常不满:“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引者),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可见,胡适在这次事件中,对陈的处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义愤。汤尔和对此,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167]

  可是,正是这位以谣言攻击陈独秀“私德太坏”的人,却在后来日本侵华时期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长,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效劳。

  * * *

  [1] 石原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1980年第1期。

  [2] 分别载《民国日报》1916年7月12日、14日。对诗的注释参照了安庆黄河先生的注释,唐宝林主编《简报》(陈独秀研究会会刊)2004年2月号。

  [3] 《梦舟日记》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4]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第2~6页(本文对这六条标准逐条进行了论述)。

  [5]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

  [6]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第6页。

  [7]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

  [8]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

  [9]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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