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五四时期，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压迫，使他自然而然地走上救亡道路。实际上，他从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转变：从启蒙转向救亡。因为客观形势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家不独立富强，谈不上个人的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多数先进分子的共识。由于陈独秀当时处于思想领袖的地位上，所以，他就带动了一批先进分子，共同实现了这个转变。只有少数人如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人，依然停留在启蒙的立场上，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阻碍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势力，而认为国民性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只要坚持做启蒙工作，国民性先进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种思想显然太脱离现实，所以被淘汰了。
不过，陈独秀从崇拜18世纪的法兰西民主主义转变到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据胡适说，陈独秀的这次思想转变是从狱中悟出的。这应验了陈独秀的监狱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说法。胡适说陈独秀这次被捕，对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1]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2]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他认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不是“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这些已经被科学证明破产了的东西：“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具体说，他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耶稣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3]
能对基督教精神做此概括和论述，说明他的确把监狱当研究室，对基督教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这里我们无须评论他的概括是否正确，因为他对任何学说的研究，都是根据他当时的认识和需要而取舍，研究方法是实用主义的。
其实，正如空想社会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一样，陈独秀概括的基督教教义，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和阶级调和的平等博爱宽恕精神等。所以，他在出狱后，曾一度信仰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1919年11月2日，他发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宣传美国杜威博士的“民治主义”即西方的议会民主加阶级调和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说，杜威的民治主义有四种元素：（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世间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他宣称：“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
显然，他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马、恩的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潮及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区别是要不要进行“阶级斗争”及“消灭资本家”。为此，他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4]进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他发表《宣言》宣布《新青年》同人“公共意见”时，更明确地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说：“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于是，他就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陈独秀是个富于感情、疾恶如仇的人，1919年4月，北大提前实行教务长制、陈独秀实际被解除文科学长，改聘为教授后，他就不屑与小人为伍，萌生去意。所以，到11月，据当时陈独秀的学生陈钟凡、杨亮功回忆，陈的早年朋友、后来转到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刘申叔病逝，陈独秀主持丧事，在葬礼上对陈钟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这里指的“派别”，显然不是指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派别，而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内部主张谈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派与主张谈实际问题和实用主义的胡适派，以及在所谓个人道德作风上反对陈独秀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改组计划已经实现”，则是指他在北大文科进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因为他不当文科学长和随后离开北大而被取消。离开北大后干什么呢？陈表示要“专心从事社会运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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