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所说的社会运动，首先是试验以上新社会的“工读互助团”运动。这个运动最早是外来的“新思潮”——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在中国进步青年中影响的结果。运动的最早发起人是原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的记者王光祈。他受新文化运动熏陶，于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任执行部主任。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企图把进行了数年的新文化运动，推向实践。8月，他就提出把进步青年组织成一个个十余人的小团体，在乡村实行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的“新生活”设想。然后他又提出在城市中实行这个设想，并给这样的团体赋予“工读互助团”的名称。没有想到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多年来受到新文化运动启蒙，冲出封建礼教、家庭、婚姻的束缚而团聚到《新青年》新文化阵营周围来寻找出路的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给予支持。他们等17人在《新青年》、《民国日报》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6]为它的尽早诞生筹集经费。启事指出：互助团“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为宗旨。互助团成立后，规定：团员每人每日必须工作4小时；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也由团体供给，唯书籍归团体公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通过工读互助团的逐渐推广，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
可见，当时陈独秀与这些互助团员，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确满怀憧憬。
当时北京的互助团有4组，每组10～13人，分别设在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附近。团员都是来自这些学校的学生。所以，他们很便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最可注意的是，毛泽东、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罗汉、李求实、缪伯英、刘伯庄等后来中共的早期骨干，都曾是互助团的成员。他们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布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在这个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以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扬州等地，也先后成立或准备成立类似团体。
上海的工读互助团，是陈独秀到上海后在1920年3月，与王光祈、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毛泽东、肖子璋等26人发起的。
但是，互助团的进行，太理想、太脱离实际了，很快就碰到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经费不足，收入难抵支出，纷纷面临饥饿。接着就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最后就逐渐瓦解。大概到1920年六七月份，这些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坚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这个互助团试验失败的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建立当时以为可以达到理想王国的共产党。
误入“列宁主义”
陈独秀及同期的一些先进分子是怎样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确地说，是怎样转向“列宁主义”的？因为在十月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成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支流。前者根据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手段，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者坚持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序言中就说：
从今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形式来报偿选举权，以此作为各国工人的范例……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
……过去那种一直延缓到1848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
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7]
但是，陈独秀在1920年接受列宁主义之前，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分裂状况的。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陈独秀就接触到包括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内的体系庞杂的新思潮之一“社会主义”。所以，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介绍近代文明时，这样说：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也。[8]
但是，他根据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先着力于宣传和实践前二者，即民主（人权）和科学（进化论）。对社会主义虽然不知其详，但总体上认为应该在民主资本主义实现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应该是在经济发达之后。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于是，他把法国大革命时的“巴布夫（Babeuf）”财产共有制主张、“圣西孟及傅里耶”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及马克思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而圣西门等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批判为“空想的”，因为他们的政策是“阶级调和”，而不是阶级斗争；对于拉萨尔主义，因为拉氏主张与反动的俾斯麦政府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批判其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陈独秀把四者并列，可见，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多么混乱、模糊与肤浅。但是，他抓住了根本的一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后，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人人过平等富裕幸福的生活。这又不能不说，他还是在模糊中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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