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最主要的，误信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教。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说。
过去，中国史学界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中共的建党思想来自俄国。其实，第一，如上述，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派，不能笼统地提马克思主义。第二，从具体接受途径来看，在中共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最早接受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也是来自日本，随后是美国。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著名学者石川祯浩，通过查阅日本、美国、俄国与中国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汇总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十月革命后，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陈独秀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立即认识到这个历史转折点将对中国命运产生的影响，自然也不可能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太多关注。陈独秀依然陶醉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领导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但是，也正是这个运动，打开了国外各种“新思潮”汹涌进入国门之闸，马克思主义也随之而来。通过日本书文介绍，比较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首先对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月、2月，他在《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般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是细读他的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发现，李大钊接受的是近似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用“总觉有些牵强矛盾”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经济（即物质生产）决定一切”、“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忽视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的观点。因此，他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9]
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后，李大钊还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而倾向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主张，究其原因，一是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来自《晨报》上渊泉译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20]当时的河上肇，一边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一边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存有怀疑，认为不应该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改造，还必须通过伦理改造解放人的灵魂。所以，有人评他的思想是“灵肉二元论”，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二是可能李大钊自己还未真切地看清苏俄新社会初期的状况，特别是苏俄政府放弃侵华特权的宣言。所以，当次年陈独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并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运动时，他也紧跟上来，并在7年之后（1927年）为之而献身。
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分裂的发展史来看，陈独秀实际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在最高点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由此看，在接受列宁主义上，陈独秀而不是李大钊才是中国第一人。
1920年，陈独秀于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共时，有一个日本小组，其成员有施存统、周佛海。但是，由于资料缺乏和周佛海后来成了汉奸等原因，日本小组在中共建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与陈独秀的关系，中国学术界过去很少论述。实际上，这个日本小组对于陈独秀接受列宁主义及其建党思想，具有特殊的贡献。日本小组的工作特点是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其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在指导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如上所述，由于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的结果，在中共成立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也很混乱，凡外来思想，均称“新思潮”，多有人接受。除了各类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这些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列宁强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5人组成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时，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纲领。据施存统回忆，它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21]施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警视总监的监控报告中，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都称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22]
然后，施存统带着这个纲领由戴季陶介绍到日本治病和留学，住在友人宫崎滔天家中。当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看到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由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撰写的文章《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积极评价苏俄的“劳农专政”后，深受影响，并立即把此文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后来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22～29日）上。同时，施存统以及随后去日本的周佛海，还运用这些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不少通俗文章，通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陈独秀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开始，也是他与无政府主义脱离关系的开始，与胡适等反布尔什维克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决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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