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北京皖系政府追随帝国主义推行反苏政策，他们曾争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到1922年，越飞还写信对吴佩孚说，吴“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双方合作。[52]同时，他们又对多年来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对俄国友好的孙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双方军队合作，从新疆方向“反对北方现时的反动政府”。[53]他们还称福建督军、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云南督军唐继尧为“人民运动的领导人”，甚至称赞“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54]
与中国先进分子的接触，如上所述，开始时也十分广泛，他们自称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学生组织联系，“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55]其实，他们联系的绝大多数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即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所以，在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来华通过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前，苏俄以上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活跃的情况外，寻找代理人以组织革命政党的努力，端无成就。
那么，陈独秀又是怎样成为中共的创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陈独秀最后才真正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物色的对象。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资料表明，有关陈独秀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史实，与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的传统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比较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1919年8月，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在得到批准后，他作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远东，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是：
1.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还应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出版铅印刊物、小册子和传单来加强鼓动工作。4.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56]
这个指示，充分反映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总方针是把维护苏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工作十分广泛，帮助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革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远东局下设海参崴分局东方民族处，其成员有中国科科长阿布拉姆松及维经斯基等。维连斯基则继续以外交部全权代表的身份，配合远东局的工作。
远东局一成立，维经斯基即带领两名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到中国来（同来的还有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正式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并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说明维经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双重身份，而且来华绝不仅仅是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顺便说一句，这个来华代表的名单，记载在俄共中央档案中的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12月21日写的报告[57]中，可以纠正以往观点所持的陪同维来华的是波林、马马耶夫及其夫人马马也娃的说法。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首先来到北京，由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接触。一见面，俄国人就称李大钊“达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释自己不过是在学习，哪里称得上“同志”。维说读了他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认为已经达到了他们同志的水平。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由此提出了建党的问题。于是，一直敬佩陈独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钊，把他们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裂，最后大家决定《新青年》“还”给陈独秀，移到上海编辑。于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编著者继续供稿外，陈独秀在上海重组编辑部，吸收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震瀛）、沈雁冰等对马克思主义热烈拥护的先进分子加入。《新青年》与时俱进，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进而成为筹建共产党的基地。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并由陈联系，与热心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人进行座谈。当时影响较大的刊物有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人创立的《星期评论》，这时李汉俊参加主持，又有一批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如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与《每周评论》一起，被称为中国“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58]《新青年》也称其为“最有力的周刊”。[59]其次是1919年8月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主持的《建设》月刊。此二刊都受孙中山和国民党指导及经济支持。还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人主持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研究系张东荪、俞颂华主持的《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这些人以及陈公培、李季、沈雁冰、周佛海等，多次进行座谈，讨论中国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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