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但可能因为是“秘密”，档案的证据几乎没有，这一情况应该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推测出来的。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许多省市活动。正如蔡和森所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48]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了废姓抓阄，周恩来抓了个5号，就改名为“伍豪”。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他和当时的中国都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这次集会陈独秀未参加，是因为他当时“逃亡”的特殊身份，不仅李大钊把这次集会的内容告诉了他，还有材料证明鲍立维的活动很频繁，这样的集会不止这一次，而且陈独秀与李大钊曾秘密会见了鲍立维。所以，鲍立维在天津企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事，陈独秀显然是知道的。因此，后来解密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维经斯基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党情况。虽然陈独秀最初的建党活动接受了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方针，却没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这应该是与陈独秀由接受苏俄的建党方针（只要亲苏的就可以接受）逐渐转变（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有关。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引者）的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即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49]梁冰弦也回忆：鲍立维希望俄共和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因此和黄凌霜等人相识。他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布鲁威，即鲍立维——引者）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50]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与共产国际互相帮助发起建立共产党
过去传统的说法，是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国共产党。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苏俄更需要中国出现一个推翻现政府的共产党，而且在筹建过程中，不仅苏俄及其工具共产国际给了陈独秀许多帮助，陈独秀也给了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一般认为，这个建党事件发生在1920年。然而，有资料表明，早在此前，俄共（布）、共产国际及他们的远东机构，就开始派代表在中国积极活动，寻找合作对象，创建亲苏的革命团体。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第一次成为现实，也使苏维埃新政权顿时陷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处于严重的困难和孤立之中。于是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于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专门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和活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关注在远东与俄国有漫长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对苏友好至少是不敌视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国出现有利于苏俄的革命，出现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可见，无论是苏俄政府还是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第一目标都是俄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俄国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共和国等各个系统的机构纷纷派出人员到中国来寻找这样的政党、团体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于当时苏俄远东地区的内战尚在进行，局势不稳；二是由于共产国际、俄共（布）、苏俄中央政府及其远东地区的党政系统不仅经常变化，而且各自开展对华工作，结果出现了十分混乱和有趣的情况：因为没有找到像陈独秀这样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无所成就。连当时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副主席M.布龙斯泰因和中国科科长M.阿布拉姆松给俄共中央的报告都承认：“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共产国际、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的情况”。[51]例如，共产国际信任旅俄华侨刘绍周，派他去中国工作。虽然他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并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东方民族处却认为，“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上述报告还指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旅俄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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