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的性质，今天读了山川均的《苏维埃研究》（刊于日本《改造》杂志1921年5月号——引者），认为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由于我生病，不能完全翻译，今译出其梗概。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换言之，即对反对阶级实行强制专政的组织。因此，当阶级对立消灭时，全社会都被无产阶级同化、吸收，“苏维埃”也成为国家组织，将渐渐失去其功能。换言之，“苏维埃”是革命过渡时期的政治组织，到组织产生强制力的“苏维埃”完全无用时，只剩下一个劳动组合。我等由此而知“苏维埃”性质的大要。
这就是当时还没有执政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想化了的马克思《哥达纲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随后，5月26日，施存统在给邵力子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种思想：“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对国家的见解，认为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构。”
施存统的这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书信和文章，通过国内《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1921年7月15日，题为《一封答复“中国式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等刊物发表后，在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受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陈独秀。于是，他领导的彻底清除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进行了两年之久。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黄凌霜，曾公开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90]又在1920年11月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中领导，反对组织纪律，率领5人退出北京的共产党小组。经过陈独秀的批评教育，逐渐有所转变。1922年5月，陈独秀还在上海《新青年》社热情接待黄凌霜，并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天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然后，陈独秀介绍黄去苏联实地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情况。当时的苏联，还未出现斯大林时代的残暴统治，黄回国后思想大转变，致函陈独秀说，未去苏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相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陈独秀复函说，“精研笃信安其那（即无政府主义——引者）”在中国为“第一人”的黄凌霜，“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并说：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91]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能读到许多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熟练地在演说和文章中运用，热情宣传，又在实践中努力运用而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1922年4月23日在中国公学的演说《马克思学说》，就大量直接引用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四大思想：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而在这年5月广州举行的马克思纪念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演说《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他强调：“我很希望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种就是“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92]
可见，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
至于陈独秀亲自到广州重建那里的共产党和指导毛泽东在湖南建党的情况，下面再叙述。
在上海发起组以上几方面的建党工作中，陈独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由于这些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又由于长期的局势动荡，没有留下书面资料，所以，中国学术界长期不清楚。但是，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很多材料，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93]和9月1日东方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94]，还有6月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远东局的信，系统汇报了维经斯基在4月到中国后的工作情况和成绩。而这些工作和成绩，恰恰与上述我们根据现存零星史料整理的陈独秀上海发起组进行的建党活动相合。由于陈独秀在建党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这三封信毫不掩饰对陈独秀的信任和崇敬，称他是“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第六，开创妇女解放运动。
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妇女解放运动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参加陈独秀召集的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座谈会人士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学界所遗忘。施存统回忆说：“上海小组的成立经过：一九二零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95]陈公培的回忆中，也说在“陈独秀家里座谈”时，除以上那些人以外，“还有一个女的和我……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96]所以，后来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都提到这个女的，但是又说：“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97]那么，这个女的究竟是谁呢？有人认为此女是曾在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过教员的上海《星期评论》社成员丁宝林。但是，当时《星期评论》社成员之一杨之华的回忆并没有证明此事。李立三的《党史报告》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此人“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党”。直到1991年建党70周年时，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洁披露俞秀松1920年6月至7月日记内容时，这个谜才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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