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陈独秀感到，“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但是，陈炯明还想挽留他，5月中旬，陈炯明甚至“亲到慰勉，说明经费延拨等之原因，表示自己兴学之决心，声明无论经费如何困难，总之对于已批准之预算案，刻日饬厅拨交”，以开办编译局、宣讲所、第一师范，筹备西南大学等。[195]于是，陈独秀又勉强在广东待了三个月。
国民党内有些人见陈炯明如此倚重陈独秀，颇有醋意。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一直把广东教育发展的成绩，归功于汪精卫（广东教育会会长）、胡汉民（孙中山大总统府总参议）和广州市教育局长许崇清。7月28日，他在《民国日报》头条发表重要言论——《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一面为陈独秀辟谣，一面却说：“陈独秀在广东，是教育行政委员会里的一个委员；他所做的事，是全体委员所决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教育行政委员会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陈独秀不配做偶像。”
陈独秀清楚，叶楚伧的文章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态度，而代表了国民党多数政要的观点。对此，陈独秀就难以容忍了，恰巧这时上海中共“一大”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连电催促他回沪主持全党工作。于是，8月17日，他致电在广西前线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陈炯明，坚决请辞。奇怪的是陈炯明还是不放，而且诚意感人，24日复电：“仍望以教育为重。当凤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并在其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贞固有为，凤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议云。”[196]要不是第二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人们会以为陈炯明对陈独秀多么情深，实际上，陈炯明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与孙中山国民党正统派的较量中，利用一下陈独秀以及他在广东的力量。显然他当时不知道陈独秀已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陈独秀是一厢情愿，不知道有更重大的事业需要陈独秀去奋斗。
陈独秀终于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陈炯明批准，请假离粤。他在广东进行的教育改革事业自然也就随着他的离去而停止，但他在当地留下的变革精神和培养的革命种子，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中，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陈独秀来说，虽然在半生革命奋斗中，又遭到一次挫折，但他没有消极，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道理。在月1921年7月、8月间，改革事业最困难的时候，他接连发表文章，认为：“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面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197]又说：“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政党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98]
在阐述这些观点时，他还明确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要从经济和政治制度入手，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所以，对于如广东教育改革这样的事业的失败，他是有思想准备的。现在，终于可以摆脱那些无聊的谣言困扰，从事那更重大的事业了。
* * *
[1] 《胡适手稿》第9卷（下）卷3，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第545～550页。
[2] 《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3] 《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4]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5]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手稿，在1945年后为郑超麟写“陈独秀传”而写，所以在1952年12月23日夜郑被捕时，此稿亦被抄没，现藏中央档案馆；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16页。
[6] 《新青年》第7卷第2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5日。
[7] 本序言是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这里的引文摘自〔法〕让-马雷、阿兰·乌鲁合著的《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第44～45页。
[8]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9] 《褚葆衡来信与答书》，《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0] 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第1页。
[11] 各国学者因此事一直怀疑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从德国秘密回到俄国策划十月革命是德国当局派遣的，列宁是“德奸”。此说似有道理，但可能这是极端秘密的策划，证据确难以服人，成了一大世界之谜。
[12] 两篇演说均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8年，第438、436页。
[13]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第449页。
[14]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5] 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实习的功课》，《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3日。
[16] 陈独秀：《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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