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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34)

  [14]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6页。

  [15] 参见《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16]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第229页。

  [17]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特别呼吁:捐助在纽约陷于困境的陈独秀女儿陈子美》,《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1期,1997年10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为救助陈子美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3期,1998年2月。

  [18]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关于陈子美在纽约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4期,1998年8月;《纽约陈子美来信》,《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5期,1999年1月;《陈独秀与中国》总41期,2004年6月1日。

  [19] 孙其明:《陈独秀身世婚恋后代》,济南出版社,1995,第176页。

  [20] 《张军辉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21] 《访问陈松年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5月25日、26日,林茂生、王树棣访记,未刊稿。

  [22] 郑超麟:《记尹宽》,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第64页。本节有关王辩的情节主要取材于该书。

  [23] 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香港:十月书屋,1994,第174~175页。

  中篇 鹰击长空 经受磨难

  八 莫斯科路线的重大转折

  共产国际的“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陈独秀能抵制鲍罗廷、孙中山策划的控制中共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又能领导五卅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国民党组织内和实际运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领导权,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期莫斯科共产国际的路线对帝国主义比较强硬,实施进攻的策略;在国共关系上,也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

  但是,这条路线从1925年秋天以后,随着国际和中国形势的变化,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一是这年10~12月,德国先后与法国、比利时签订了边界协议,苏联认为这是欧洲吸收德国建立“反苏联盟”,助长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气焰。二是苏联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国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战争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于11月转胜为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乘机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国民党内,由于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的强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来就一直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右派,以冯自由、邹鲁、谢持等一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为首,在孙中山逝世后积极活动,终于在11月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非法通过决议反苏、反共,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抗。他们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而在广州,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员、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战,取得两次东征陈炯明和粉碎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胜利,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7月1日将广州大元帅府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勾结英国帝国主义收买刺客于8月20日刺杀了孙中山逝世后最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领袖廖仲恺,结果广东派中实力最强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被怀疑而驱逐出广州。许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被蒋介石接替。蒋又是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原来被视为“中派”的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等人,也开始转变为“新右派”,对苏俄和中共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开要争夺革命领导权。戴季陶甚至公开散发他写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共信不立,团结不固”;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脱离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国民党的分裂,造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严重危机。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联共中央、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俄国外交方针和指导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陈独秀党中央也被牵扯其中,后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当时,维经斯基在帮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却做好五卅运动的善后工作后,就与陈独秀共同筹备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给莫斯科的两个书面报告中,表示了他与陈独秀共同的意见:对鲍罗廷的中共工作“一切为了国民党”的方针不满。他们认为从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动摇性和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刺杀廖仲恺的事件来看,国共关系应当调整,即“采取与迄今为止不同的形式”,共产党要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县组建农民协会),而不是一味扩大国民党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报告中,在提到他与陈独秀商量的意见(将由陈独秀起草提供给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时,更明确地提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中,要从联盟转向联合。”“现在就需要采取这种过渡方针。”这里所指的“转向”,就是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为此决定:“不让新入党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且说明,只有在采取这个方针的时候,中共对于国民党才“不一定要进入领导机构”,强调现在只做这个“转向”的“过渡”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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