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思想的确是当时陈独秀的真实思想。陈独秀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与共产派之间建立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单纯的国民党”号召时指出：
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3]
在公开的宣传和斗争上，陈独秀必须这样说，以维护共产国际的党内合作的方针。但是，实际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立场上思考那样，站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立场上，希望共产党能独立，退出国民党，成为一个“单纯的共产党”；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可以与国民党进行党外的联合行动。
这是陈第一次公开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这个思想早在1924年13日陈写给维经斯基信中，为反对鲍罗廷与孙中山策划国际联络委员会以控制共产党的斗争时，就有流露，指出：“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但是，这一次他明确说出这个意见，准备写进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并让维经斯基报告给共产国际，结果还是没有获准。陈独秀后来回顾说：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实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为了贯彻国际指示，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非但没有写进陈独秀原先提议、维经斯基也曾赞同的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反而批判了这个意见，指出：“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是一种很大的错误。”[4]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莫斯科最高当局不会同意陈的这个提议。
1925年8月21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在研究了当时的中国形势后决定：指示中共必须对国民党“避免加剧关系”。[5]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看了维经斯基的8月19日报告和加拉罕9月16日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后，就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毫不掩饰地以“老子党”的口吻责怪中共犯有“左”倾幼稚病。[6]
接着，瓦西里耶夫根据联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剧关系”的决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简称“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关系：
（一）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三）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四）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参加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指示还强调：“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接受指导”；“俄国工作人员尤其应在这方面接受指导”。[7]
这个指示精神，就是以“谨慎”和“避免加剧关系”为名，不仅令中共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全面退让，而且要主动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内的领导职务，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领导权。
一个远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只凭一两个书面报告就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做出这样评断和指示，一味批评共产党符合实际的积极的政策，而丝毫不谴责国民党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动行径。可见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原先保持共产党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的政策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
还应指出，这个指示与一个月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这个指示强调：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大的地方委员会应当组建以这些委员会执行机构中最有威望的成员为首的特别军事部”；“考虑到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坚定地、但又必须非常谨慎地）争取做到，使共产党（中央、地区、省和地方的）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最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基本上像我们红军所做的那样在中国革命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黑体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举行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中共应当通过自己的同志来保持和争取参加并领导国民党的军事工作”的决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联共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由强调保持中共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激进方针，转向中共向国民党退让，成其附庸、苦力，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酿成“陈独秀大革命悲剧”的转折点。因为，从9月到12月，如前所述在欧洲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事件。这条路线的“转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而言之是这样的。10月2日，瓦西里耶夫亲自给维经斯基回信说：“您8月19日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请看，把“无产阶级是领导者”的观点视为“左”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弃领导权吗？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后，严厉批评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要求改变党内联盟为党外联合的提议，指出若“迷恋于这一新方针，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觉得广州就走在这条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并带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致命的后果”。例如驱逐胡汉民和解除许崇智武装等“都是我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我们收到鲍罗廷发来的每一条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证据，证明广州因左倾而在陷入孤立和毁灭”。[10]14日，他在给季诺维也夫转送维经斯基9月28日信时，又说：“我们对错误的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很显然，（中共）党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主要指维经斯基——引者）中有一种倾向，应当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认为，这里需要我们采取强硬的路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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