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事件，传统的中共党史著述多引用张国焘提供的谎言，说是陈独秀党中央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并派张“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纠正广东区委主张反击的“左倾错误”。[36]
张国焘的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陈独秀党中央难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然后再派他去“查明事实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所以，张国焘的回忆一发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这个谎言，指出中共中央只是派他去“查明事实真相”，并没有派他去“执行妥协政策”。
实际情况是，上海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广州发生的事件，起初只从报纸上得到零星消息而对真相一无所知，因此除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变”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37]等到3月底，布勃诺夫回国路过上海，陈独秀才从其口中得到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并听信了布的一面之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三二〇事件的策动者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意即与蒋介石无关，而蒋采取行动，是由于误信共产派有倒蒋阴谋的谣言。在驳斥此谣言时，陈又说了这样的话：“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38]
这说明，当时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广东区委及俄国人一样，还把蒋当作“左派”，不过是听信了右派的谣言。其实，蒋介石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要捍卫的是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开始时，他要争取苏联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维持国共合作，打击公开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派，被苏联和中共视为“左派”。待到蒋反苏反共时，才把他视为“中派”和“右派”。这里，蒋有一个由“假左”到“右”、由隐到显的转变过程，中共对其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本来，事件既然已经由布勃诺夫代表莫斯科最高当局处理完毕，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从，无权改变了。问题就出在陈独秀还不想完全盲从，对布的话还是不放心，想有一点独立性，像过去对鲍罗廷那样，了解事件的详情，特别是了解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介石的态度后，再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采取自己的政策，以资补救。于是，他一面决定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陈独秀甚至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提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但是，张国焘去后，没有及时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对蒋政策：
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它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均中央委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广东省委员），并指定彭为特委书记，前赴广州，组织特委，与鲍罗廷商讨上述政策。
但是，当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电报告鲍罗廷4月底到达广州，彭述之起身赴粤时，鲍罗廷已经先两天返回广州。他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蒋计划，认为“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作，势必退出国民党”；而“这个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根本问题”，莫斯科是不能允许的。他“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右派（指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等代表的广东派）的反革命政变，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击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错误，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39]
由此可见，鲍罗廷和布勃诺夫在执行莫斯科退让路线上，出发点是一致的，把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老右派开除后还留剩的广东系右派的威胁视为最大的危险，把克服这个危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这次鲍罗廷说出了对蒋的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是为了利用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鲍罗廷就是以这个策略说服了最初主张反蒋的中共广东区委的。斯大林后来公开把这个策略比喻为“榨柠檬汁”，宣称最后要把蒋介石“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40]鲍罗廷、斯大林这个策略的目的在于利用蒋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离开莫斯科的驾驭而成为反苏势力。其实他们对中共也是这个策略。不过陈独秀经常闹一点小脾气，动不动要一点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的“独立性”。对此，莫斯科用组织纪律和不给武器、少给经费以及所谓“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之类措施，很容易把他制服了。但是，蒋介石对苏联来了一个“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钱和武器壮大后“反戈一击”，要置斯大林和中共于死地。斯大林有强大的苏联作作盾，输掉一局无所谓，中共就不一样了。在斯大林与蒋介石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争斗中，夹在中间真正被双方利用的、牺牲最大的是对中国革命满怀忠诚而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及其领导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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