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这个策略的精神十分明确：在北伐进行中，禁止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特别禁止进行工人夺取政权、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运动，只维护上层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政权。这与鲍罗廷推行的策略完全一致。所以，接着联共政治局不仅不撤换鲍罗廷，还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进而改组远东局，维经斯基被撤职，并置远东局于鲍罗廷领导之下。[21]
这样，就使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线与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线发生严重冲突，而胳膊扭不过大腿，陈独秀自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关于这一点，维经斯基在下台前曾有深切的体会。
三二〇事件后，由于莫斯科认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的，陈独秀又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破坏莫斯科的基本路线，直接威胁到苏俄在中国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事件后，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中共的控制。
第一，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用布勃诺夫的话说：对中共，特别是“对广州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把对它的领导工作与我们在全中国的政策结合起来”。[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则参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应定期向远东局报告中央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23]。
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必须经过远东局批准，而远东局必须请示莫斯科。如此实行仅一个月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承认：对中共中央“我们远东局起了领导作用”，“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还发生“不经党中央的事先决定就派俄国同志到党的地方组织工作”的情况。这样的文字似乎是在做检讨，但并不想改，所以远东局三个月工作总结还得意地说：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我们还要监督中共的军事工作”。[24]
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中国的局势复杂，远东局……胜任不了它所肩负的任务”。他们发现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他们“感到惊讶”。其中第一点，陈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而不是像他们和莫斯科那样“满足于对个别问题的回答”（即就事论事，甚至颠倒黑白地说蒋介石的挑衅是中共的“左”倾错误引起的）。这表明陈独秀在某些问题上比远东局高明，看到了斗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由此，他们甚至说莫斯科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自以为可以“在莫斯科领导远东的工作也是十分错误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由此导致的后果反而教育了远东局的一些领导人认识到莫斯科的路线有问题。特别是当时任远东局书记的维经斯基，一直比较同情中共的困难处境，一度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和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的主张。他认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线，对于中共来说，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抱怨说：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要事事迁就国民党；既要领导国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又不能担任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职务；“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由自己（共产党人）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必须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使用一些军事领袖，而且也被这些领袖利用”，以致国共合作本来是要“使民主发展倾向取得胜利”，实际却在走向军事独裁。
对此，维经斯基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了解了这些，“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26]
维经斯基当时已经是一个得到过列宁赞赏的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在中国工作几年后，竟有如此的认识和感慨，那么，对于十分幼弱而又缺乏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来说，执行这样一条自相矛盾的莫斯科路线，将会遇到怎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陈独秀生来就具有挑战困难和顽敌的品性，从北伐军打到杭州开始，中共中央连续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另一方面则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装暴动，更是为了抵制蒋介石到上海反共的图谋。因为这时，他已经基本上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共面目。
1926年9月1日，北上的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挥师东进，攻入江西，与在福建作战的北伐军同伐孙传芳部队。孙两面受敌，抽调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防务空虚。同时，10月16日又传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向上海进发。上海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因与孙有矛盾（孙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务帮办、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所以虞极反孙”，极希望共产党帮助其“取得上海政权”。[27]曾在孙中山时期策划过武装起义的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活跃起来，“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28]由中共上海区委出面，组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暴动。1983年公布的档案材料说：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这次暴动“以商界（虞洽卿为代表的上海总商会——引者）为主体”，“以国民党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引者）二人为主力”；在未来的市政府中“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不拿政权”；“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29]当时钮永建号称有1000人（实际只有100余人），上海工人纠察队也只有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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