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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51)

  这说明当时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幼稚。以如此的实力,何以夺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民众的自由是靠民众政权保障的,何以由资产阶级政权所恩赐?

  结果,10月23日,上海工人仓促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当天就因夏超部队被孙军击败、钮永建及其联系的起义部队临阵动摇,使工人陷于孤军作战而失败。于是,传统观点又给陈独秀加上一条“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罪状。其实,正如上述在暴动前一天(10月22日)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电报所言,这次暴动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正是远东局定的方针。陈独秀只是在上海区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方针而已。维经斯基的电报称:“南方军队最近取得的胜利使孙(传芳)开始崩溃……反孙斗争正在上海广泛展开,12个月前采取的在争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帜下将孙逐出上海的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排除在最近几天内成立由商人和国民党组成的、主张正式或非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权委员会。”[30]

  维经斯基反对鲍罗廷在上层“玩弄权术”,而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为主,加上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制蒋。殊不知国民党左派十分软弱,所以,他及远东局的策略就夹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而结果往往徒劳,不得不服从莫斯科,同时又同情并说服陈独秀党中央执行莫斯科的路线。

  上述莫斯科对维经斯基的批评和惩罚,首先是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失败后做出的。由于他最早看出了“利用蒋介石的策略反被蒋所利用的危险”,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他首先遭到整肃。大革命后期,特别是武汉时期,他实际上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实权掌握在鲍罗廷和罗易手中。

  一再提示警惕蒋介石要反共

  第一次暴动失败后第二天,中共上海区委就总结经验,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这次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毫无力量,不要把他们力量看大。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的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以后特别要认定自己为一切的中心”,“以自己为主体”。[31]这个方针成了陈独秀党中央指导以后两次暴动的指导思想。远东局在事实教训面前,也不得不违背莫斯科指示,默认这个方针,放弃让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暴动和掌握政权的计划。

  北伐的形势发展很快。但是,随着东路军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明显地暴露出来。1927年初,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总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领导人,要求迁都南昌,以实现他以军制党的个人独裁,制造了一场迁都之争,在中共、鲍罗廷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击下,蒋败,但革命阵营的分裂公开化了,各种反动势力都朝蒋走来。蒋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大资产阶级势力甚至与奉系军阀公开联络,相互勾结。2月21日,他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公开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推翻三大政策,并且唆使党徒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工农组织,杀出反共第一刀。接着,从九江、安庆,在北伐的同时,一路反共,杀到上海。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见此情形,怒不可遏,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和批判。

  1月21日,陈独秀借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发表文章,对蒋介石与各方反动势力勾结和革命形势的危急做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接着,他列举了报上刊登的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安福系、上海的买办阶级等所说的引诱蒋介石反共反苏的话语和给予的一系列互利互惠的条件,惊问(实问蒋介石):“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进而又说:

  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32]

  过去中外学者在批判斯大林时,都说只有托洛茨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提出过警告,斯大林被北伐的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去!以上证明,比托洛茨基早三个月,陈独秀已经用十分明白的语言,发出了这个警告。

  2月16日,陈独秀又以“实”为笔名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呼吁人们:“留心着,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33]同期又以“独秀”发表《张作霖宣言之解剖》,以张作霖声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之宣言,呼应上文指出:张作霖“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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