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共产党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再发动第三次暴动，陈独秀亲自参加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的联席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令，扩大武装组织，准备再次暴动。会议还决定成立指导第三次武装暴动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八位优秀的中共领导人组成。这就坚定地表示了中共亲自掌握这次暴动领导权的决心。
与瞿秋白的分歧
但是，在暴动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陈独秀始终不敢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与瞿秋白发生尖锐的对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动前夕，上海区委动员暴动的活动分子召开会议，瞿秋白要求参加会议，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则让彭述之而非瞿参加。彭代表陈独秀党中央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做报告时，没有提出“工人夺取政权”的口号。瞿秋白知道后，提出一个新的暴动提案，指出了彭的错误，提出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并担心国共合作局面的破裂（这在当时的远东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拒绝了瞿秋白的提案。他们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领导暴动，参加新政权，但只能建立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联合政权，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领导），不能排挤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按照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力量状况，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在当时革命高潮时期思想“左”倾化的氛围中，这种思想容易被视为“右倾”。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动引向苏联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评过陈独秀。这时在他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严厉指责党在“二暴”中的错误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即没有竭力鼓励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参政权之目的”。[42]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评当时有崇高威望的“老头子”陈独秀，只敢批评紧跟陈独秀的党内第二把手彭述之。因为，他写了《意见书》后就离沪去武汉，埋头撰写长篇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又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批评“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批评1923年以来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论”、放弃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错误。所以，瞿秋白没有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动。
他的这篇长文章在4月中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散发。瞿秋白的主张和行动，为中共五大前后莫斯科寻找陈独秀的替代者、五大后陈独秀实际靠边站和最后把大革命的失败归罪于陈独秀，客观上提供了炮弹。
说是“客观”上，是因为瞿当时不了解真情，并不想陷害陈独秀，只是他的“左”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
实际上，在他离开上海后，陈独秀党中央在总结“二暴”失败教训后，接受了他的批评，拒绝莫斯科“不准暴动”的指令，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形势，领导“三暴”取得了胜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维经斯基报告，远东局支持中共中央准备进行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时，斯大林主持的联共政治局会议就做出决定：“远东局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43]
这个决定表明：莫斯科仍坚持10月29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维经斯基信中的立场：“广州胜利后形成的局势不应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广州和浙江的军队来成立由国民党和商人组成的政权委员会（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时，远东局的设想——引者），那这是合适的，但要靠武装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发动政变就有可能使上海无产阶级的积极分子淹没在血泪之中。需要小心谨慎”。[44]
看来，莫斯科担心的是上海暴动失败于统治上海的奉鲁联军旧军阀，而不是暴动成功后的中共和工人群众淹没在蒋介石屠杀的“血泊之中”。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指挥者与身处上海复杂局势中的中共中央不同的感受和对策。不过，今天看起来，不管是失败于旧军阀，还是蒋介石，对于中共和工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为中共以后走农村发展的道路和用正规军夺取政权，取得沉痛的教训。
在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发生分歧同时，莫斯科的驻华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之间也发生了更严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前夕，青年国际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共产国际远东部成员（负责指导中国共青团）N.福金、共产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A.阿尔勃雷脱三人给联共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详细检讨了“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变”，特别是第一次、第二次上海暴动的失败，宣称：“最后使我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的支持……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立即加以干涉，则它对于党及中国革命，都会发生严重后果”。该信认为错误和危机的总根源是：中国党的领袖们“仍旧以为：既然中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则由此人们只能期待得到一些民主的自由权与经济状况中的一些微细的改善。他们不相信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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