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之间、鲍罗廷与罗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内战”。前者要想控制农民运动，后者则崇拜农民运动的自发性、狭隘的报复性和盲目的破坏性。
到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辖区达四个省约1.5亿人口，共产党员虽了有了大发展，达到1.5万多名，但在这么广大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维经斯基说：中共“要根据客观的条件来开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经费”；“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员而喘不过气来”[27]。谭平山则指出：新党员60%是工人，来不及进行培训就投入斗争，“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我们一直保持着对农会的领导权，但是党太小，有许多农民组织是在反对地主、土匪和政府军的斗争中自发产生的，党还不能完成在这些农民组织中的主要工作”。还有一个中共中央无法解决的困难是，由于国民党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权，竭力破坏农民运动，经费问题，“党无力独立地加以解决”[28]。1927年1月，共产党员的人数达到5万名，维经斯基更是感叹道：一年多来“党大约壮大了10倍。没有足够的力量用来改造最近几个月涌入党内的群众”。[29]
至于说到陈独秀“反对武装工农”这一大罪状，已如前述，既然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干部和经济上面临的困境，是不应归罪于陈独秀的。陈本人是很想武装的，否则他怎会亲自领导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中山舰事件时，“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指鲍罗廷——引者）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因此遭到拒绝。[30]
关于革命发展方向，当时有两层意思：一是北伐战争向何处去？二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如何发展？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革命完全依附于北伐战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对这个问题，中共五大上出现了四种意见：一是继续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呼应，向河南省推进，直捣北京。二是东征蒋介石，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见。五大前他们就致信党中央，指出：“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京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31]三是南进广东，打倒李济深，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四是向西北发展。这是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东南反动势力太强大，向西北发展可以接受苏联援助。当时这种意见被斥为“向西北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
由于罗易实际上操纵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严厉批判了鲍罗廷、陈独秀“先扩大，后深入”的主张和向西北发展的路线，决定了先在武汉地区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线。
这使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难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汉等“死”了。
其实，在中共五大上争论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共产党的发展已经依附于北伐战争的发展，而武汉的北伐方向决定权掌握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手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被正在动摇、即将反共的唐生智、朱培德等新军阀所操纵。他们是绝不会服从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五大必须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无论是改造国民党、深入工农运动，还是争夺革命领导权，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执行。所以，决议案又狠批陈独秀关于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才能执行独立政策的主张，宣称：“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性；（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主张……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32]
就这样，中共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左”倾的决议案，企图统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败的革命，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陈独秀虽然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由于在会上处处挨批，威信扫地，更被国际代表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不放在眼里了。
陈独秀根本不想接受莫斯科和罗易推行的、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于是，他除了消极应付以外，只得跟在鲍罗廷后面跑。
明确抵制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陈独秀消极抵制国际执委七大路线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经被罗易和远东局中的激进派视为机会主义者。但是，致使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和全体中央委员及国际驻华代表共同抵制所谓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紧急指示”。
中共五大闭幕不久，即1927年5月18～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八次全会，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参加了会议，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继续依靠武汉汪精卫推行的中国路线，顺带也点名批评了陈独秀的两个思想：“将土地革命延迟至疆土在军事上已有保证之后”，“将政治改组延迟至军事胜利之后”。[33]他坚决主张保卫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发展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并要求把反对派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批评公之于众。这表明双方斗争已经白热化。但他毕竟是少数派，他的主张遭到大会的拒绝，并被斥为“反党罪行”。全会通过特别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分裂行动，撤销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这就减弱了国际中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主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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