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留学生王平一，原是山东的中共党员，在莫斯科转向托派，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内。这时，原“陈独秀派”的成员，大多数在六大后失去原来的领导职务，先后到上海闲置起来，使原来由于对陈独秀的错误处置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膨胀起来。1929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王平一带来的托洛茨基文件后，一方面自动组织起来，进行系统的学习，并且完全佩服和接受托洛茨基的一切思想和主张，甚至平时勤于观察与思考又深而不露的郑超麟后来也回忆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是，“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另一方面，他们再鼓动陈独秀出山，反对六大后新的党中央继续推行的“左”倾路线。例如，与陈独秀及他们的低潮形势估计和采取保守、防御、合法斗争的策略不同，以向忠发为总书记、实权掌握在宣传部长李立三为首的新的党中央，认为形势是“革命的高涨要快走向新的高潮的局面。‘直接革命的形势’仍然没有变更”；“在这一革命形势之下，本党暴动策略不独没有改变，而且应当更加积极的求其实现”。[1]出于这样的形势估计，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各地党组织，不管党的力量有多少，积极开展反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农民秋收暴动和反帝运动，而“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作中，要注意提出‘反国民党’、‘政权归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的口号”[2]。为此，各地党组织必须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八一”（国际反战日）等红色节日，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从“罢工、怠工、包围东家，在斗争中甚至与警察冲突”，到“设法组织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反帝情绪”等。国民党政府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在当天守株待兔似地镇压群众，结果使好不容易恢复和积蓄起来的党的力量，不断受到摧残。有的地方党组织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对这种“左”倾路线进行抵制，中央还加以批评：“根据有些地方的经验（如上海），国民党对于民众反帝运动，并不能无限制的压迫，所以在客观上，发动全国范围的反帝高潮，是有可能的。然而我们各地党部在这次运动中的影响，除少数地方外，至今只是模糊的微弱的。这是甚么原故？有些地方的回答这样说：‘我们过去太没有群众基础了！’这是错误的。我们在北伐前城市的基础比现在更要薄弱甚至一点也没有，然而我们到处都有反帝的成绩。又有些报告如南昌、南京则这样说：‘反帝运动一点也没有做起。’这只是一种懒惰的回答。如果真有决心运用现在党在群众中就算极微弱的基础，无论如何也不致‘一点也没有做起来’。”[3]
中共在六大后，由于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停止，全党的工作曾有一些起色。陈独秀本来想遵守自己的诺言，不为自己辩护，不再反对中央。所以，当汪泽楷[4]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来劝他起来斗争时，陈独秀拒绝。但是，现在面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左”倾现象，在阅读了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从1923年起，一再批评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的错误路线，并多次提出国民党将背叛革命，共产党必须立即退出国民党的警告，而被斯大林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的一系列文件和文章后，陈独秀一年多来苦恼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并且找到了知音。原来，他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和行动，以及遭遇与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他认为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路线。由此，他对托洛茨基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对斯大林则更加厌恶。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完全赞成托氏在《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中关于大革命失败主要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论述：“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
但是，对于“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含意是不同的。前者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前提是：国民党已经或即将成为“反革命”。共产党退出后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应该把革命矛头指向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以苏俄革命为榜样，成立苏维埃，进行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则一直坚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民主革命。所以，看重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根源上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外，在其他问题上，接受很慢。特别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一直持保留态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面倒向托洛茨基主义。据当时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参加学习的郑超麟回忆说：“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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